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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是在一年前开的。再往前推一年，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抽着烟，话不多，一再抬起头来，劝我保重身体。坐了一个多小时，他起身，下楼，推上那辆被他称之为“老坦克”的自行车，说还要看几个人，然后到华山医院看病。“老坦克”停在华山医院门口，他却再也没有出来。直到深夜，这辆“老坦克”还在路灯下孤零零地站着，谁也不知道，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尽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蛮横地放逐了他，推拒了他的青春，他也不想端着一个苍老的晚年来惩罚它。他爽爽利利地为这座城市干了十年，然后又爽爽利利地悄然离去。
在胡伟民身上，上海文化的优势发挥得相当透彻。这种优势是一种大跨度的双相文化平衡：一方面是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巨大的创新精神，一方面是浓厚的世俗情趣和通达的传统意识。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产生尖锐矛盾的两个方面，但胡伟民却那么自然地把它们协调在一起，并把这种协调与自己的人格结构紧紧对应起来，构成一种整体感觉上的和谐。
胡伟民无疑是具备足够的经典意识和高峰意识的，他绝不允许目前世界上有哪一种重要的戏剧思想对自己是纯然陌生的。他了解这些东西既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讲课，而是为了用自己的身心去体认，因为他坚信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去理解和体会任何世界水平的文化成果。我认识的中国导演也不算少了，但就吸收国际经典方面的恳切和虔诚而论，很少见到有胡伟民这样的。为了促使自己在这方面获得快速强化，胡伟民有不少莫逆的学者朋友。他从与陆谷孙教授的结交中了解了英语世界的文化，又从童道明先生那里深入触摸了他所喜爱的俄罗斯戏剧文化……几乎所有他所结识的学者都被他的求知欲望所感动。我本人在辈份上只是他的学生，但我谅讶地发现，我每出版一本理论书籍（未必都与戏剧有关），他总在短期内认真读完，并能对具体论点作出准确的评点。与胡伟民谈话是一种享受，极好的艺术感觉，充分的理论领悟能力，充沛的创造精神，常常与闪亮的眼神、爽朗的笑声和缭绕的烟雾拌和在一起，共臻化境。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又一次怆然心颤，我的冷清的书房里不再有他了，午夜的电话铃声也不再响起，他不再“蛮横”地强迫我在两天内读完他选定的剧本并出任他的顾问，他不再二话不说把我拖到剧组给演员讲课……一个理论工作者失去这样一位艺术实践家，很可能是终身性的失去。对此，我不再刻意寻找。但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城市而言，实在不应该失去胡伟民这样的追慕国际文化经典的巨大热忱。上海文化的光明面历来包藏着国际文化经典的充分养料，一切断断续续的小打小闹，不可能铸就上海文化的强力构架。是的，我们会有很长时间，看不到胡伟民重铸得那般有力的莎士比亚、奥尼尔和萨特了。国际名剧当然还会上演，但像他那样把个体人格与名剧精神交相融汇、并一部部组接成壮观精神画廊的情景，一时还难于复现。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另一方面，胡伟民又是充分市民化、世俗化、民族化的。他从来没有哪一天因自己背靠着雄厚的国际经典而滋生斜眼看人的贵族意识。记得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有几位艺术家在发言中抨击流行艺术过了头，竟然从根本上糟践起民间艺术来，我们几个与胡伟民一起，反嘲得多么痛愉。一些民间曲艺艺人刚才还低着头自惭形秽地接受那些人的数落呢，被我们这几个“学院派”一助威，感动得表情丰富。胡伟民从来没有轻视过广大世俗观众，因此也绝不轻视各种世俗艺术，甚至敢于从本质上把戏剧看成是世俗艺术。这样，他不仅可以把世界名剧排得乐于被世俗观众接受，而且愿意一再直接去为各种地方戏曲剧团排戏，每每取得成功。于是，胡伟民真正忙碌起来了，经常走南闯北，马不停蹄，所接触的剧种越来越多，国内不少地方戏曲剧种也纷纷前来邀请，上海在全国戏剧界的地位一度因胡伟民而获得升腾。这样一位导演与地方戏曲剧种遇合，中间难免会产生某种不协调感，胡伟民有时也会为此而苦恼，但很快，无论是他还是剧团都被一种强大的艺术旋涡裹卷了，而最后作为两相遇合的成果出现的那台戏，往往是那个剧种发展历史上能让人长留记忆的一页。有时我想，就文化特质的差异而言，北京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典范型的，上海对于全国的影响是渗透型的。上海未必经常会出石破天惊式的巨著佳作，但应该有胡伟民这样渗透型的艺术媒介体，活跃地向全国各地递送新生命的磁波。上海文化的魅力大多是这样发散的。
艺术文化人才出现往往带有偶然性和奇迹性，因此他们的失去也往往留下难于弥补的空缺。这与科技领域梯队递进结构是很大不同的。既然艺术文化最终晕化为一种感觉系统，这种感觉系统又与特定个人的生命构架紧紧相边，那么，要追慕效仿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不禁要略带悲观地说一句：胡伟民未必伟大，但在胡伟民之后想要复现胡伟民的光采，又谈何容易！
那么，我不妨再重复一句：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我不知，需要多少对日，上海戏剧能重新洋溢起那种近似于胡伟民的整体创造激情和青春活力，能重新呼唤出那种近似于胡伟民的自由心态和大家手笔。凭着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总会有的吧。
伟民，我不知道这一年来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安息”，而我这一年来却因你离去而感到难以言状的寂寞。也看过不少台戏了，也参加过不少次剧本讨论会，有的被讨论的剧本还是你生前一再想排的，当然，也与不少戏剧家作过长长短短的交谈，但每次都会引起我的长长的叹息。我以前确实不知道，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竟然会使另一个人对一门艺术的整体对晤状态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请愿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我不太愿意多谈戏了。
（1990年6月在上海戏剧界纪念著名导演胡伟民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