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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品。这种说法勉强也能成立，只不过，那是指常规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杰作，更不是指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后人为了讲解它们、分析它们、以它们谋生，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离骚》的主题思想是“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其实都是不对的。
在西方艺术中，《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罗丹、凡·高、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讲得越清楚，就离它们越远。
这并不是说，杰出的艺术家在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乱投入创作。更不是说，人们可以容忍艺术作品最后呈现出一团混乱和迷糊。恰恰相反，伟大作品不清晰、不简明的意涵，正是艺术家想得最多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世上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却有那么几个，一想就会搅动身心，卷入巨大的人生疑问，而且可以肯定，古人也曾经这么疑问，后人也必然会继续这么疑问。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发现这样的地方，就会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开始创作。创作的起点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十分为难。创作的结果也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继续为难。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艺术创造论”的课程中选用一些实例来阐释两难结构，效果很好。史上一切最重要的艺术理论都必须通过实例来阐释，这连高深的里格尔都不能例外，而且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吃力，所举实例有一半比较勉强。在他之前，莱辛用一座雕塑《拉奥孔》来阐述美学课题，似乎做得更经典。我对自己阐释两难结构的实例是满意的，容易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艰深学理，因此在这篇引论上也不能省略，愿意从更高视角上重新进行简要叙述，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第一个例子，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
要用艺术方式来表现大科学家伽利略，至少有两种常规选择：
（一）通过伽利略对天文的观察和发现，表现人类与自然的贴近和较量；
（二）通过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的冲突，表现科学与迷信、人格与神格之间的较量。
这两种选择，不管哪一种，都有主题思想，都有正确结论，而且都有可能写得精彩动人、气魄宏伟。但是，布莱希特都放弃了。他故意选择了一个最为难的结构——
伽利略在教会的火刑威胁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科学发现是谬误，这对意大利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严重的打击。教会赦免了其死罪，把他流放到了北方森林的一个小木屋中，而他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们也从道德和友情上把他流放了，再也没有人理他。孤独的老人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甚至比二十年前的发现更重要。这让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困惑，他当初该不该屈服？学生们在争论：对人生而言，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究竟是直线还是曲线？
当初如果不屈服，必定死亡，那也就说不上后来的科学成就了。但是，如果说当时屈服是可以原谅的，那也不对，因为正是他的屈服，使整个科学界一蹶不振很长时间，这中间不知有多少可能出现的成果被压抑了。那么，结论究竟何在？
没有结论。
只要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结论的意见，立即就会遭来同样力度的反驳。显然，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甚至连偏向都没有，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而且坚信这种苦恼必将传之后代，没有出头之日。但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
第二个例子，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这部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一个独身的老渔民桑提阿果那天在茫茫大海中与浪、与鱼、与自己的体力进行了一场最残酷的搏斗，他终于捕获了一条平生罕见的大鱼，把它拖在船尾拉回岸边。但是没有想到，一路上其他鱼群却被这条大鱼的血腥所吸引，一口口把它啃完了，老人拉到岸上的，只是一个空骨架。老人沮丧而踉跄地走回自己的小木屋，很快就睡着了，与平常一样，又梦见了狮子。
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作者对老人与海的搏斗展开了很有力度的描写，但这并不是这部不长的作品走向伟大的理由。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从海明威到读者，谁也说不清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海明威写下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现代格言，而作品本身却精细地表现了这位老人的彻底失败。然而，老人在返港的小船上刚刚承认自己被打败，却发觉大鱼的被吃，使船轻快自如。“我以前不知道失败会带来这么多的轻快”，他想。于是他又想自己失败的原因，答案只是“出海太远了一点”。这时，其他鱼群又来袭击大鱼的残骸，但这些“胜利者”现在又能得到什么呢？老人回港后疲惫地上岸，回头又看了看大鱼的残骸，这，毕竟是被自己打败的对手……
如果有一个读者凭着这一些信息说老人是胜利者，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说老人是失败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条、五条、六条，乃至无穷，条条都有驳难者。于是，人们不能不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都是如此，永久的两难，永久的转换，永久的互融，永久的无解。
总有读者会好心地从中“挖掘”出主题，海明威彻底拒绝，他只是用沉郁的目光打量着茫茫海雾，一切都是未知，所剩的只是男子汉气息。但是，他的男子汉气息是可靠的吗？也不，因此他扣枪自杀。
第三个例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作品《罗慕洛大帝》。
迪伦马特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之一。1999年他去世时，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心中一个最常去的大港湾冰封了。”
《罗慕洛大帝》（又译《罗慕路斯》）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详细分析过，今天放在这里讲，是因为它在一个艺术关节上与《老人与海》有所呼应。这里的主角不是一个独身老渔民，而是处于人类历史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罗慕洛。在他之前，欧洲有过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他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因此，他在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入侵时的战败，属于千秋之罪。但奇怪的是，他在兵临城下、群臣逃散、朝野崩溃的危局下一点儿也不负责任，只是在一家乡间别墅埋头养鸡，被周围所有的人鄙视。
城破之日，入侵者首领日耳曼人鄂多亚克与他一见如故，待到彼此了解身份后才让我们知道两人各自的动机。原来罗慕洛是一位大智者，知道国势已经无救，便顺应历史自然走向；而入侵者首领因在寻找继承者的事情上遇到了烦，才用入侵的方式来“投奔”罗慕洛。结果出现了与《老人与海》相近似的困惑：胜利和失败如何分割？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答案，却有了新的深度。你看，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胜败，也可能埋藏着相反的内涵。但是，这种相反的内涵又不能否定胜败。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呢？不知道。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无法设定；或许，世间本来就没有“究竟”。
第四个例子，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即《肖邦传》）。
我以好莱坞作例，是想表明两难结构也能支撑比较通俗的作品，使它们大幅度提高素质，并被广大民众接受。
这部电影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代音乐之神肖邦成名后轰动欧洲，当时他的家乡波兰正掀起一场民族抵抗运动，乡亲们企图借用他的名声来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用各种办法吸引他参加。他的女友、著名法国作家乔治·桑坚决反对，认为一个音乐天才的价值超过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乡亲们终于请来了肖邦的音乐启蒙老师、初恋女友，他们捧着家乡的泥土出现在肖邦面前，彻底消解了乔治·桑的卫护。
肖邦以最辛劳的方式声援家乡斗争，直到累死。乡亲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邀请乔治·桑参加。乔治·桑拒绝，含着眼泪说：“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肖邦了。”
显然，这又碰撞到人世间的另一个两难结构，所有的观众都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只要略懂音乐的人都会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却又难于厉声斥责与肖邦死因有关的那些悲泣的乡亲们。
正是这种“势均力敌”，反映了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犹豫。两方面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对方引向深刻，构成了一种“危势平衡”。这种对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个例子，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女演员斯特里普和男演员霍夫曼还都年轻，却让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讲表演，还是讲文学上的两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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