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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终于要会会孔子了。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现在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比较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说，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虽然是一个玩笑性的比喻，我也完全不赞成。更何况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越来越不安全的食品，还有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如果不了解，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
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
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掌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犹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
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儿神秘，却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诵读了孔子的很多教导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
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
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看来安安更靠近诗学态度，这很好。因为近二十年来，由于高校教学的“伪学术”习气，诗学态度很难寻得了。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他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就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孔子的前五代，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前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孔子的父亲是一位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康，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
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
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孔子的母亲在十七岁生下他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有点儿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身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事，我都能忍受，都会应对。
裘小玉：
“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
对。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间大地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他又一次证明，卑贱开拓命运。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见，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
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
确实，孔子从来不是书呆子。遗憾的是，在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多数书呆子凭他而活。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重建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儿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周游，由于学生们的记录，留存了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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