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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我们同情不少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只能局限在一块琐碎肮脏的土地上钻研；我们也同情不少盛大的时代，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去观察，没有一支奇妙的大笔去描述。然而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也可以获得某种安慰，因为两种伟大终于相遇。
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给他的。我曾经一再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生伟大”的说法，因此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尽管这种说法很著名、很普及。请问，司马迁“发愤”发给谁看？“发愤”会发得那么从容而宏大吗？记住，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写作的动力不在这里，你们今后在讲述司马迁的时候也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宫刑话题之中。他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的大地给予他的。因此，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说说他的生平。
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为皇帝侍从的便利，成了当时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
我以前为了写作一篇研究司马迁的论文，曾经参照多种古籍画了一张他年轻时代的行旅图，昨天已经传真给你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照他的漫游顺序，用当代地名温习一下吧。哪一位先来？
刘璇：
出发地是现在的西安，先后经过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然后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他当然不能不想到屈原，于是去汨罗江悼念，后来还专门写过关于屈原的文章。
王牧笛：
他沿着湘江南下，到沅江后，应该是沿着长江向东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庐山。再顺着长江东行，上岸以后到了绍兴。
余秋雨：
那就到了我家乡附近。
王牧笛：
那里有禹穴——现在叫大禹陵，他到绍兴要纪念大禹，这是一个著名的遗迹。然后再由浙江到江苏的苏州——猜测起来应该是这么过去的，因为路比较近。到苏州看五湖——五湖到底是哪几个湖还有争议，因为后来水文地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接着渡江到江苏的淮阴。
余秋雨：
大家都可以想到，他一定会去访问淮阴侯韩信的故居。下面换一个同学说下去吧。
刘璇：
以后他北上山东，到了曲阜，参观了孔子遗迹。又到了北方齐国的都城临淄，再到邹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县、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各个地方。
余秋雨：
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很多麻烦，但兴趣最大。心中装着雄伟历史，现实困难不算什么。下面的行程我讲完算了：摆脱麻烦后他去了淮阳，访问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问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然后就从这一带出发，返回长安，即现在的西安。这一条路线，我们在地图上画一圈，发现中原一大半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仅是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甚至一些还没有被开发的地方，他也到达了。
这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资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后来都反映在《史记》中。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悲壮的历史感到骄傲，并由此而意气风发。
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叫“郎中”，可以随从汉武帝出行了。这个官职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车辆，有时候也做点儿警卫工作。但是这对司马迁来说求之不得，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行继续下去了。哪一位同学把他的行程说下去？
萨琳娜：
我来。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出行，到陕西的凤翔，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陕西的陇县，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实在走得不少，比较多，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宫在那儿。
余秋雨：
走完了这一大圈，司马迁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和慰问。在汉武帝的时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把汉朝的政权力量延伸到那里。在当时，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难走，会遇到很多危险，因此，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有过旅行经验，又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司马迁的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
王安安：
秋雨老师，下面的行程由我来说吧。凭着地图追寻司马迁的脚步，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也要享受一下。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卢龙、内蒙古的五原。那时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余秋雨：
好了。走了那么一圈又一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儿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领受。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儿奇特。他为写《史记》而勉强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之于史册。我很想听听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
隔了两千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学者因为犯罪进了监狱，又没有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大升大跌只在瞬息之间，不必有清晰的逻辑，结果，司马迁的政治生命反面得到了第二次展开。
魏然：
这可能跟汉武帝本人的极权地位有关。这样的皇帝心里没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祸福只凭他一句话。
余秋雨：
在中国古代，皇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掌握着一切官员的命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兴趣的是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规范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向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
你看，汉武帝把刑后的司马迁狠狠提升一把，提升得比原来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体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欢玩这种故意颠覆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在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纪录，比连打几个败仗更可耻。由此也可证明，极端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后走向罪恶。
魏然：
正如秋雨老师所说的，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难想象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地来完成这部著作。
余秋雨：
谢谢你提到《报任安书》。这篇文章确实写到了他近乎崩溃的心理状态，除了你所记的汗流终日外，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到父母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写《史记》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他去营救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这一线生机断裂。司马迁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到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六个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却很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王安安：
秋雨老师曾经说过，《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世记住。
余秋雨：
有一点儿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做过考证。只是史料语焉不详，很难让大家确信。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但是，为什么历史书上对此不做叙述呢？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老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