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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盛唐，是一种摆脱一元论精神贫乏后的心灵自由，是马背英雄带着三分醉意走到一起后的朗声高歌，是各行各业在至高审美水准上的堂皇聚会，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安全保存。
凡此种种，并不完全出于朝廷的政策，而是出于一种全民心态。全民心态，源于深刻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国内有好多城市，都在争取成为“国际名城”，口气很大。从面积、人口、gdp等数据来看，都很像样。具体的硬件更是国际化，例如设计是法国的，木材是巴西的，钢材是德国的，好像这样就是国际大都市了。从市长到市民，都有这个误会。
国际大都市当然需要有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吸引力。它需要有一种特殊的集体心态。
这种心态，简单说来，就是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种吸纳、呈示和保护的欢乐，不管它们来自何处。对于那些一时还不能立即辨别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
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外国来的商人、留学生、外交官、宗教人员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
王牧笛：
唐朝的开放还体现在一点上：唐朝允许外国人当官。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不能想象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会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
余秋雨：
连皇帝也会很具体地关心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还非常年轻。几年前，在西安出土了一个方形的墓碑，上面刻有墓志铭。墓主是一个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长安去世了，中国皇帝居然亲自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写了墓志铭。墓志铭中提到“日本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日本”两字。二〇〇六年我去东京参加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日本正在纪念这件事，我也参加了隆重的仪式。外国留学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因此也能在唐朝做官。
唐代让我特别佩服的是，收容了不少已经被毁灭的外国宗教。你看，不管摩尼教也好，袄教也好，在原来的流传地都遭遇了不幸。摩尼教的创造人摩尼，已经被处以死刑，非常残酷。袄教迫害过摩尼教，但后来自己又被教消灭了。而这些破碎的宗教在长安城里却各有自己的据点，各有自己的信徒。唐朝，尽自己的力量吸纳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
王牧笛：
祆教其实就是拜火教，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宗教，也叫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是二元论，就是有一个代表光明的善神和代表黑暗的恶神。火是善神的儿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寺庙中要有祭坛，点燃圣火。人死之后，不能火葬，而要天葬。好多人说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里面弄混了拜火教与摩尼教，闹了笑话。
余秋雨：
我在伊朗南部的波斯波利斯考察古代波斯王宫的时候，偶然发现祆教发源地就在附近，便赶到那里做了考察，这事在《千年一叹》这本书中有详细描述。我在那里看到的败落景象，中国唐代时就应该是这样了，因为祆教当时已被消灭。但怎么想得到呢，在长安城里面，祆教教堂有四座，都建在朱雀大街上，而且都建造得很好。
萨琳娜：
我对景教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入唐朝的时候，叫聂斯脱利教派。贞观九年的时候，由一个叫阿罗本的人传入唐朝，房玄龄出城迎接了他，而且唐太宗也亲自接见过他。唐朝名将郭子仪最后也皈依了这个教。唐代的宗教宽容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魏然：
景教来到中国，要考虑到当时欧洲严重的背景。这个教派在整个欧洲被视为异端，受到打压，到了中国才找到一片生存的土壤。直到成吉思汗兴起、统一蒙古部落的时候，还有很多大部落信奉景教。
余秋雨：
在本土已遭消灭的文化，到另外一个地方“死灰复燃”，这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叫“异地封存”。异地封存看似可怜，却有可能保持住它们的本来形态，就像被蜡封在一个坛子里。一个地方，能让远方的文化“异地封存”，这是一种文明的气度，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王安安：
秋雨老师，我看古往今来那些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担心外来的价值系统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系统，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唐代并不担忧。
余秋雨：
这与充分的自信有关。唐代吸收了外国那么多东西，却没有吸收外国的制度文化，而日本和新罗都根据唐代的制度文化促进了自己国家的改革。什么叫盛世？这就叫盛世。
王牧笛：
秋雨老师，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在讨论了唐代长安作为当时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之后，能不能联系今天，谈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秋雨老师在我们讨论唐代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余秋雨：
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以唐代长安来比照一下现代世界。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充分公开，哪个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都有明确的数据可以比较，但从文化上来评判国际大都市就有一定难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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