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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把唐代的重要诗人投票排列了一遍。在投票中，虽然没有两位同学的排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最后还是共同为李白和杜甫让出了至高的地位。这正符合人类文化史的普遍现象：越是高超，越容易获得公认。
但是，对于已经确认为第一流的文化对象，互相之间的高下还是会有争论的。李白和杜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大批中国人喜欢李白，又有一大批中国人喜欢杜甫，没完没了地争论。几百年前已经在争论了，几百年后还会争论下去。
我是一个不喜欢争论的人，但觉得有关李、杜的争论很有意思。谁也不想真正压倒对方，因此都不会脸红脖子粗。大家都固守着自己所喜欢的那种美，所谓争论也就是抒发。凡是热爱李白的人是不可能讨厌杜甫的；反过来也一样，凡是热爱杜甫的人也不会讨厌李白。因此，那是一种“顶峰对弈”。
正因为这个道理，我想也让你们争争李、杜。
萨琳娜：
惠特曼有一首诗说，“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占有天堂的愉快，也占有地狱的痛苦”。这种划分也可以大致区别李白和杜甫。李白是灵魂的诗人，占有着天堂的愉快；杜甫是肉体的诗人，占有着地狱的痛苦。
王湘宁：
我喜欢李白，在我心目中，李白更可爱，有一份童心，不受任何束缚。我小时候就喜欢李白，长大了还是喜欢。李白比杜甫大很多岁，但在我印象中李白永远年轻、英俊、潇洒、飘逸，而杜甫就老成一些，厚重一些。
罗璞：
李白人如其名，他的每一首诗都好像是在一个白板上面天马行空的足迹，可以寄托我们空缺心灵上的解放和追求。
王牧笛：
我更欣赏杜甫，欣赏他笔底的民间疾苦、萧萧落木，而不是一派阳光。我羡慕李白，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言，应该有公共意识，有一种超越个体生老病死的对外悲悯。特别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要关注百姓疾苦，为他们代言。从这个角度讲，我希望自己能像杜甫。
王安安：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需要关注民生，但是心灵还必须有另外一种关怀，就是关注情感，关怀生命，关注人和自然、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恰恰是艺术领域的事情，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李白比杜甫更接近这个境界。
费晟：
艺术确实需要纯粹，但未必像李白那样面向自我的灵魂才能称为一种纯粹，其实杜甫面向现实也可达到一个纯粹的境界。艺术不仅包含灵魂，也包含现实，包括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杜甫就体现出这种担当的意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才会给李白的追求创造一种旷达的、灵魂层面的自由，提供一种公共空间，他们俩是这样的一种互补关系。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们在杜甫的诗中看见了太多的疾苦，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摆脱束缚，所以才希望在李白的精神层面上肆无忌惮地豪放，因而我也更喜欢李白的诗。
裘小玉：
我喜欢李白的诗歌，喜欢他的青春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更喜欢杜甫。因为他更关心民间疾苦，更关怀社会现实，更希望帮助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余秋雨：
照理，审美争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审美没有是非。但是，任何民族对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最佳风景，总会有难分轩轾的徘徊和犹豫。因此所谓审美争论其实不是争论，是同行者们充满享受的徘徊和犹豫。
请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种审美状态，徘徊和犹豫则是一种更富足的审美状态。
我们在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徘徊和犹豫，首先是因为那是一道巨大历史裂口两边的壮丽图纹。这道裂口，就是发生在公元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这道裂口，不仅把唐朝一折为二，而且也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折为二。
中国的历史分期，大多以改朝换代为界。这当然是一种方便，但也是一种偷懒。改朝换代未必改变社会性质，如果只看外相，还要现代的历史学家干什么？为此，我觉得陈寅恪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把发生在唐代中期的这一事件作为全部中国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实在是看到了骨子里。朝代还是唐代，皇家还是姓李，但一切都变了。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间强调这条分界，故意安排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来描绘分界。他们是最重要的两个诗人，分别站在最重要的分界线两边。两番“最重要”，才互相匹配。
站在这条分界线前面的，是李白。安史之乱之后他还写诗，但最重要的诗作已经完成。而杜甫的光彩，则主要展现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个是充满欢乐的高歌挺进，一个是饱含诚恳的沉郁苍凉。这两番神情，正是历史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