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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好了，到今天，《中华文化史》这门课已经完成。我曾说过多次，这门课程的前慢后快、前重后简、前详后略，是一种故意。这种结构方式，被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命名为“高坡滚石型”。他还曾这样描述：开始从容而持重，后来越滚越快，最后自由跳跃。
看来，我的这种结构方式已经被你们习惯，并建立了很好的默契，因此能够一路进行得那么顺利。
我们太喜欢那种散发着汗气的初始创造，太喜欢那种把荆棘踩在脚下的豪迈拓植。因此，对于后世的追随、摹拟、衍伸、变异，也就有资格进行居高临下的选择，甚至不怕选择得匆忙。我们既然做过了老子、孔子的知音，听熟了屈原、司马迁的心声，那又何苦降低感觉系统去迎合越来越热闹，又越来越失格的喧嚣？大学里很多善良的老师没有等级观念，对不同时代、不同品级的作者一视同仁，这当然也不错，可惜我在文化选择上没有这种好脾气。你们跟了我那么久，显然也沾染上我的脾气了，这未免让我窃窃自喜。
我很舍不得你们。你们在这四十七堂课中向我展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电脑时代，课程中一切资料性、记忆性、常识性的部分，学生自己就能讲得很好，因此不应该继续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第一种碰撞发生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第二种碰撞发生在你们和我之间，第三种碰撞发生在你们互相之间。这三个方位的碰撞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每个方位都因碰撞发生了改变。你们改变了，我改变了，古人也改变了。古人怎么能改变？因为他们已经长在我们身上，岂能不变！
不少人认为，“文化史”的任务，无非是按时间顺序阐释一系列固有的文化成品。这种观点，把文化看死了，也把历史看死了。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既可能逐一萎谢，也可能保留余温，又可能异时复活。因此，即便是既往的文化，也有机会被重新创造。这就像，唐代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结构，文艺复兴重新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我们的课程，也是我们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建自己。这么一来，文化史也就成了文化哲学和文化宣言。
这番话，如果放在课程之前说，大家也许会皱眉。但是放在今天说，我看到，大家都舒眉了。
我们就要分别了。我相信，如果今后中华文化平淡无奇，我们就很难再见；如果中华文化出现了让人喜悦或让人悲哀的走向，我们一定还会重逢。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们个人如果遇到了什么困厄和危难，请能让我知道。
再见！
（学生与余秋雨老师深情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