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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和后来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提供一些居住和食品援助。
虽然面对语言障碍、极端的贫困、蔓延的疾病和隔离，难民们在福利机构的支持下，还是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
犹太人的文化生活相当繁荣：开设了学校，出版了报纸，在剧院上演戏剧，运动队参加训练和比赛，甚至餐馆中的歌舞表演也兴旺起来。
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富裕的巴格达犹太人（许多是英国公民）被捕入狱，而美国慈善基金也停止了。
由于和美国的联系中断了，失业和通货膨胀恶化，难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加剧，纳粹德国向日本增大了压力，要求移交上海犹太人。
沃伦科·扎克描述了一段插曲，说到上海的日本军政府传唤犹太社区领袖，日本长官很好奇：“为什么德国人这么恨你们？”
卡利什·拉比（上海犹太人另一个领袖）知道他的回答关系到犹太社团的命运，他没有犹豫，用意第绪语告诉翻译：“德国人仇视我们，因为我们是东方人。”
1942年11月15日，批准了受限制的犹太人隔都计划。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要求在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必须在3个月内（截止到5月15日为止）将住所和事业都迁移到这个面积为1平方英里的区域。
大卫·柯兰兹勒博士说：“因此，16,000名难民中的大约一半，他们已经克服了巨大障碍，在隔都外找到了生计和住处。
又再次被迫离开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个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拥挤、肮脏的区域。”
虽然颁发了去隔都外面工作的临时通行证，但在第一年以后，批准变得专横武断，并被严厉地缩减。
不过，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离开虹口隔都，这意味着犹太人没有被隔离。
经济状况仍在恶化；心理上对隔都的适应是困难的；
1943年冬天是严峻的，饥饿相当普遍。美国空军对上海的空袭开始于1944年。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5年7月袭击虹口区日本无线电台时，当时有31名难民被炸死，500人受伤，700人无家可归。
上海隔都里的一些犹太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参加了一个获取和传播信息的地下网络，直接破坏日本的军事设施，并帮助降落的美国飞行员逃到中国管理区域。
1945年9月3日，隔都正式解放，耽搁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军队接管解放了的上海。
犹太人开始逐步离开上海。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原则上要求德国、奥地利籍侨民（包括德、奥犹太人）遣送回国，这使得14万余名德国、奥地利籍犹太人不得不离开上海。
但在经历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后，他们多不愿返回自己的国家。
不少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如亲友和国际援犹机构，去了北美、澳大利亚和南美。
只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部分人继续留在上海，待到以色列国成立后，申请去以色列定居。
赛法迪姆犹太人多为英、美国籍人士，少数是伊拉克籍或无国籍，如沙逊集团。
随着二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局势的转变，犹太商人开始从1948年开始离开，大量犹太资本的撤离也导致上海犹太工商业纷纷歇业，犹太总会、犹太学堂、犹太医院和养老院等等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处于停顿状态。
原先，俄罗斯籍犹太人由于没有苏联国籍且在上海大多发展较好，一般都愿继续留在上海。
但是，由于二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提高，苏联领事馆又鼓励俄侨申请苏联国籍，因此约有60％的俄侨加入了苏联国籍。
此外，1947年国民政府又与苏联关系紧张，促使大批刚加入苏联国籍的侨民（包括犹太人）离沪。
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以后，以色列人和上海之间的联系已经以多种方式为人所知。2007年，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26个以色列公司向虹口区里的社区项目提供捐款66万元人民币，借以感谢当年隔都为犹太人提供的安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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