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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对我们这个“学习思想四人小组”不敢擅自处理，将事情汇报给场党委书记岳中林。
结果，岳书记派张秘书来到王台孜，调查这件事。
张秘书查不出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在我们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不请自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学习。
我们当然不能撵他走，但也不表示欢迎。
以后，我们每天晚上的学习、讨论，就多了一位张秘书。
我对此评论说：“原先以为世上只有密探，如今居然有了公探！”
我们自顾学习、热情讨论文章，大家都不搭理他，让他当这个尴尬的公探。
十几天后，张秘书回场部向岳书记汇报，说我们这个“学习思想四人小组”，是“反党小集团”。
我们不知道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岳书记听了张秘书的汇报，对加在我们头上的“反党小集团”这顶帽子，未置可否。
但他下令取缔我们的“学习思想四人小组”。
这就等于默认了张秘书的意见。
我们也不知道党委书记岳中林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党委书记表态了，于是葛队长发话说，不准我们再用队部的会议室学习。
我们四个人都有点脾气，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坚持“学习思想四人小组”的学习活动。
我们学习思想，学习人民日报，怕什么？
看党支部和党委能将我们怎么办？
难道学习思想和人民日报也犯法？
谁怕谁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都觉察出来，大乱即将来临。
除了周班副，我们都是单身汉，住集体宿舍，队部不准我们用的会议室学习，我们将学习的地点改在周班副家。
我们四人凑钱，买了一盏煤油灯，均摊煤油钱，每晚照常聚集在周班副家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只是我们四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目的，越学越糊涂。
社论说“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可是，这些大小小的三家村，不一直都是自己内部的人吗？
再者，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真是纳了闷了，难道几千中华传统的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是毒害人民的？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显然错误的，在逻辑和事实上也都说不通。
我们虽然对这篇社论不解和怀疑，但我们对外都不说，也不敢说。
我们做出一副对这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决拥护的模样，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比别人更革命、更积极，其奈我何？
党支部对我们这个“学习思想四人小组”感到很难办。
党委书记要取缔，党支部不知道该如何取缔。
结果，他们经过研究，也不找我们谈话，张贴出一张告示：根据场党委指示，党支部决定，取缔以甄远东为首的“四人学习小组”。
明明是“学习思想四人小组”，现在，他们在字面上将“思想”几个字给去掉了。
我暗笑，他们也害怕。不管是几人小组，谁也不敢取缔“学习思想”的活动。
你宣布取缔是你的事，我们继续学习是我们的事，我看你敢不敢来抓我们？
葛队长是党支部书记，他的用意很显然，只是以这张告示向岳书记交差。党支部后来并没有干涉、干扰我们的学习。
后来，这张告示成为党委书记岳中林反对思想、反对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这张告示同时使我的名声大震，我的大胆，王台孜乃至全场，人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