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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柳贺道，“尤其是与百姓相关的事务，臣常觉得不解。”
他是正经的科举出身，在翰林院中接触的是大明朝最清贵、最聪明的一群人，即便后世批判科举误事，然而它所误的不过是将大明朝的好男儿都压在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上，科举一途的成功者绝不痴傻。
因而到了地方，吏员们办事效率可谓极低，又养成了雁过拔毛的习性，一件事自府衙出是一副模样，实际办事时又是另一副模样。
柳贺的意思是，一条鞭法本身并非坏法，但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法则，大明国祚已延续了二百年，再不改恐怕国运难继，但改的话，还是要看具体办事的人。
“依柳先生的意思，这法是好法了？”
柳贺道:“臣觉得，如王介甫那般官至宰辅者，未必不能当一任太平宰相，如此能保一生安稳，也能护身后子孙。恩师为国殚精竭虑，他所想的田亩之法，即便非上上之选，也是如今的上选之良法。臣在地方，仅扬州一府一年的田税便远不如洪武朝时，丁口数也有不及，扬州如此，想必两直各布政司也是如此。”
“陛下若是不明，不妨向恩师道明。”柳贺道，“陛下坐拥四海，恩师推行之法也即陛下推行之法，既是陛下之法，陛下又如何能不通其中的道理？”
听完柳贺所说，天子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
张居正回乡后，内阁诸事由吕调阳暂代，不过眼下吕调阳却不敢以首辅身份自居，也是这几日，柳贺等翰林们才听了传闻，说张文明过世的消息仅仅传来三日，吕调阳便在内阁中以首辅自居，这也是促成张居正留京的一大缘由。
但此事只有内阁几位辅臣知晓，具体如何旁人也说不清，不过吕调阳的乞休疏的确是自张居正父逝后才开始上的。
细细想来，就算没有百分百的关联，恐怕也差得八九不离十了。
到今日，吕调阳上的疏没有七八封，也有五六封了。
作为内阁次辅，吕调阳恐怕是隆庆朝至今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次辅了，他在次辅任上最大的功绩恐怕就是将《世宗实录》修撰完成。
当然，官至次辅者，何人没有一点事业抱负了？只是吕调阳的抱负来得不是时候，张居正父丧时正是他对权势最为敏感之时，他本就担忧回乡守制会使权势旁落变法不成，吕调阳却用实际行为告诉他——你的担忧是正确的。
只能说吕调阳着实不够精明。
若换成张四维，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然而观吕调阳的履历，他真正在官场有所作为还是在隆庆以后，嘉靖年间官场风云诡谲，强势如高拱、张居正都经历过相当长的蛰伏期，而吕调阳入仕后不久就以赡养父母回乡，之后丁父忧，丁母忧，等他守制满，严嵩都已经倒台了。
但相对而言，吕调阳算是一位很和善的官员了，在任上与众辅臣、众部堂相处都极是融洽，他一退，次辅就是张四维，柳贺着实不乐见这事发生。
不过眼下柳贺也顾不上这事
。
他把张居正劝回家了，自己又参言官参痛快了，但这并不代表回家的张居正就痛快了，准确地说，张居正看他也不太痛快。
于是张居正除了每日以急信返京外，也会顺道修书给柳贺，和他就清丈田亩事进行探讨，顺便把柳贺狠狠批一道。
对柳贺弹劾陈三谟、曾士楚的事，张居正语气颇有些阴阳怪气——尽管柳贺句句将张居正顶在前面，言必称陈三谟、曾士楚蒙蔽了张居正，然而师生二人都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三谟发动言官弹劾柳贺，张居正也只是让柳贺好好受着。
至于曾士楚，他上疏挽留张居正后，如吴中行、赵用贤这般在翰林院的同年颇有几分看不起他，柳贺弹劾他之后，曾士楚在士林中便颇难自处。
曾士楚因而请动了杨维新来当说客，请柳贺不必再在此事上逼迫他，杨维新是柳贺在镇江的同年，会试时同曾士楚关系融洽，且曾士楚如今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杨维新也在湖广任职，杨维新便写了一封信替曾士楚求情。
柳贺弹劾陈三谟、曾士楚虽为大义，然而曾士楚毕竟是他的同年，他对着同年猛参，在官场上也不会有太好的名声。
柳贺只回了杨维新一句:“君可知刘子畏今日如何？”
曾士楚既就任湖广，便是要挖出湖广官场的不平事，这才是他身为监察御史的职责。可他在任上不知纠恶，反而劝张居正留京，张居正为湖广籍官员，在外官员的孝义也在本地御史的纠核范围内，曾士楚不仅不纠，还首先上疏挽留，日后湖广道官员若于孝行上有碍，他纠还是不纠？
柳贺未停手，这几日，他与言官们你来我往斗得激烈，柳贺平日嘴炮虽不多，但论嘴炮，他从来没有怕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