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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论何种监督，都必须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重事实、重证据，司法者以“莫须有”“腹诽”治人之罪，舆论以造谣中伤攻讦他人，势必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然而，在北宋乃至整个封建时代里被认为最为仁德的皇帝宋仁宗，却开启了“风闻奏事”的先河。
所谓的“风闻奏事”，就是允许言官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据的情形下，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虚构情节展开各种奏报和弹劾。
即便最终查证并无此事，皇帝也不会追究弹劾者造谣诬陷的罪责。
甚至还会勉励被弹劾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风闻奏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但在封建帝王看来，想方设法让执政大臣与言官之间斗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
让朝臣四分五裂而不是抱团对付皇帝，似乎更有利于皇帝权威的维护。
朱元璋抄袭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强化权力监督的考虑多半是次要的。
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估计才是其原始意义。
皇帝与诤臣的典范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
但问题在于，谏言者与被谏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
一个仗义执言、有错必究，一个虚怀若谷、纳善如流。
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还是春风化雨、“和平”解决了。
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是谏臣与君主关系的典范。
但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不会惊心动魄，不会有跌宕丛生、悬念重重的戏剧性效果。
而明朝的言官，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
又或者是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类似唐太宗与魏征的和谐只能树立典范，但产生不了戏剧化效果。
明朝言官所面临的情形经常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
猛兽相逢，势必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且偏重与悲情色彩的案例。
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
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之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
例如严嵩父子专权，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
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万历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例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不被言官“骂”过。
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被打压、约束。
当然，这期间言官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言官当然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
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纠弹不已……
从言官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言官中的很多人因为进谏而获得的“诤臣”“忠臣”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则必反。
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
被过度保护而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下山猛兽。
朱元璋当初的制度设计，起初的确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的反向制约的缺失，使得制度缺陷最后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
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