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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本已有几分萧瑟，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感受到阵阵寒意。
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清帝国的钱粮赋税重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上任伊始，他迅速打出“反腐倡廉”的大旗：先是明令取消两淮盐政衙门每年呈送总督的大红包，即所谓“赏需银”白银二万两;继而将投案自首后又试图重操旧业的扬州府仪征县私盐巨魁黄玉林，押赴刑场公开处决。
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本已有几分萧瑟，陶澍此举，更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感受到阵阵寒意。看来这位素以“为人爽直、任事勇敢”(道光皇帝评语)著称的政坛明星，真的要拿备受诟病的两淮盐业“祭旗”了。
釜底抽薪
出任两江总督之前，陶澍当了五年江苏省省长(巡抚)，吏治清明、政绩突出不说，对地方实情，尤其是两淮盐业长年积弊，可谓了然于胸。
他以总督身份提交给道光皇帝的第一份盐务调查报告，即直指盐场出产时“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到数十倍之价”，一些盐商为牟厚利又掺入杂物，以次充好，以至于一般百姓为购盐倾尽血汗钱，贫困之家更数月不知盐味。他还说，盐价高昂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官盐滞销，私盐泛滥，政府盐税白白流失。
陶澍提出标本兼治的方案，即“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换言之，就是对康熙朝以来实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盐务制度，实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力求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当时扬州诸总商把持两淮盐业、中饱私囊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据陶澍的调查，淮盐行销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公事繁多，总商额定办公费用一年高达七十万两银子，而总商以不敷使用为由，竟额外多支出九十万两到百余万两不等。比如，每逢新的盐政官员到任，需修整衙署，添置家具，一切花费，不过数千两银子，总商呈报的开销单，却多至八九万两。又如准备一份呈送官方的公文，纸张工本费不过数十文钱，居然报销一千两。
这些“盐务浮费与摊补”，一是从官方府库征收的盐税中挪借，一是向中小盐商摊派。以至于地方府库空虚，更拖欠中央政府巨额饷银，而中小盐商又不愿按章纳税，反热衷走私夹带，造成恶性循环。
本来，两淮盐业常年准售盐引近170万道，每引盐规定为364斤，一共超过6万万斤，年入盐税四百多万两。加上地方政府其他收入，每年也有三百余万两。两项折合钱粮，相当于数省的田赋总额。
但到了陶澍出掌两江之时，才发现两淮盐务“自二十年前已逐渐就颓，有江河日下之势”，空空如也的库房中，只留下四千余万两银子亏空的烂账，为盐商垫借的上千万两银子，也早已化为乌有。久历官场风雨的陶澍见状，亦不禁慨叹“山穷水尽，积重难返”。
“扬商已穷困”
得到陶澍陆续奏报的道光皇帝大为震动，急忙派出户部尚书及侍郎(财政部正、副部长)为钦差大臣，南下筹议盐务改革办法，并最终批准裁撤管控不力的盐政官员，命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兼理两淮盐政。
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拟定“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等。既大力缉查私盐，实施“官督商运”，又“加斤减价”，将原规定每引盐364斤，增加到500斤，部分免征税款，以鼓励盐商改变“夹带逃税”积习。
陶澍又根据“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岸”的具体情况，在淮北试行“票盐”制，改“引盐”专卖为对民间资本开放，平民百姓只要购买盐票，即可自行各处贩卖。
为提倡廉洁奉公，陶澍除坚决退回盐政每年例送的二万两“红包”外，还将自己兼任盐政的养廉银(职务津贴)五千两，归入“节省”项下，全数上缴中央户部。大领导带头示范，属下岂敢不跟进一年下来，两淮盐政裁减的各项“浮费”，多达十六万两。
陶澍主持两淮盐务改革，前后八年多。在此之前，淮南拖欠公款一千九百多万两，淮北拖欠盐税二百余万两，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淮南、淮北共上缴正杂项税银二千四百多万两，尤其是淮北改行“票盐”后，成本大减，盐价下降，百姓得益，税收也回升了。
不过，本可只手遮天、从“浮费与摊补”中肆意取利的总商们，却因此大受打击。清朝文人笔记中有记载：道光年间，因陶澍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扬商已穷困”。扬州，这座数百年来极端依赖盐商巨额财富支撑的商业都会，似乎窥见了它繁华的尽头。
但细心考察当年实情，“扬商已穷困”并非陶澍改革的结果，反而正是其诱因。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纪末，两淮食盐专卖制度已步履艰难，因官盐价高滞销，私盐日益猖獗，盐商人数锐减。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盐区原有的20家运商只剩下12家，连年迈的乾隆皇帝本人，对淮盐销量持续下降，也感到忧心忡忡。
更早之前的1789年，历任“首总”(首席总商)多年的扬州盐商一代巨富、乾隆爷的“布衣之交”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已传出两淮盐业与扬州繁华终将衰落的最初信号了(详见2014年1月20日d7版《富甲天下“八总商”》)。
成也淮盐 败也淮盐
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原因很多，但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应是其中的关键。据现代学者研究，乾隆朝前期，即1738年至1771年之间，商人报效朝廷不到1000万两银子;到了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即1773年至1804年间，报效额增加到接近2700万两。
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自然是商人报效的主力，为了好大喜功的乾隆爷顺利完成“十全武功”，他们可谓竭尽心力。加上那些年苗民、白莲教相继起义，两淮地区水旱灾害频生，为应付激增的军费开支，以及灾后重建、兴修水利，从中央到地方，都紧盯着扬州盐商们看上去鼓鼓的钱袋子。
官府仍把扬州盐商当作没有额度限制的“提款机”之时，两淮盐业的危机全面爆发。道光二年(1822年)，江春之后最有权势的“首总”黄至筠，遭到出身盐商世家的大学士曹振镛告御状，指其涉嫌贪污腐败，对属下盐商过分摊派及强行借贷。手眼通天的黄氏虽然最终逃脱了惩罚，但此事已成人尽皆知的丑闻。同一年夏天，自两淮运抵汉口的413船官盐(数量接近湖南、湖北两省销盐额的一半)，足足停靠了半年，因市场滞销无人领受，竟无法卸货。
陶澍兼理两淮盐政之后，亲眼看到了扬州盐商境况的萧条，他写道：“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换句话说，一些有权势的总商，利用盐商集体基金(即“浮费与摊补”)管理不善之机继续发财，更多的中小盐商，则意识到扬州作为官盐贸易中心，难逃衰落的命运，纷纷另谋出路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在总结办理两淮盐政八年改革经验后不久，陶澍积劳成疾，病逝于江宁(南京)两江总督任所，一生可谓鞠躬尽瘁。
另据民间野史记载，陶澍改革导致一批“寄生”盐商最终破产，遍布扬州的烟花柳巷之中，出身昔日富裕之家的女子数量日增，她们本来衣食无忧，如今却别无生计，只好忍辱求存。一些通文墨的良家妇女，则不得不违背礼教，抛头露面去当女塾师。
也许，这正是繁华渐散的扬州城一幅苦涩的别样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