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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并不是林为民一时心血来潮要搞新花样，事实上，很多南方地区的出版社已经在搞，效果普遍比较理想。
林为民私下里愿意同国文社同事们聊天，很多普通同事对于编辑部绩效考核没什么概念，但大家对于创造了效益，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总是有议论的，有些干的多、拿的少的同事也是满腹牢骚。
程早春做事求稳，这是他的性格。其实这种思维放在单位一把手身上，并不罕见。
作为一把手，这群人是要对结果负最终责任的。
程早春不是完人，对于这样的事自然是有些抗拒的。
可林为民坚持己见，他也只能无奈妥协，谁让林为民是他力挺的呢？
答应了林为民关于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的改革，程早春还得帮他联系出版社进行考察。
改革不是拍脑袋干的，林为民心里已经有了谱，但具体实施前必须要经过考察，看看别的出版社的实践成果，最关键的是要尽可能多的了解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难题是如何解决的。
翌日，程早春将林为民叫到了办公室，告知他考察的事情已经联系好。
这次的考察对象是花城出版社。
提起花城出版社，不得不提《花城》，这部与《当代》同时期创刊的文学杂志在国内文学界拥有崇高的声望，与《当代》《收获》《十月》并称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
花城出版社因为诞生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所以风气历来是国内出版社当中最开放的一批。
改革开放初期，花城出版社便推出了《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可在当时，沈从文、郁达夫头上的“资”字还没有完全摘掉。
这种开放的风气有利有弊，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花城出版社和《花城》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
筹备两天，国文社的考察队伍出发，林为民这个副总编辑带队，同去的有社里的资深编审，也是著名的翻译家蒋录、当代文学一编室主任李新、二编室主任高贤骏，还有一个小跟班佟钟贵。
一行五人来到羊城得到了花城出版社的高规格接待。
林为民等人在这里待了三天时间，除了跟出版社的领导交流，还有很多的一线编辑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部绩效考核已经实施了近两年时间，过程中波折不断，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好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不止一筹。
最关键的是，编辑部人员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编辑们的工资涨幅却远超通货膨胀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大家工作付出的辛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编辑部工作人员们普遍对于这种方式是接受并认可的。
考察结束，林为民等人准备回程，正巧《花城》的编辑部主任温能打算去燕京组稿，便和他们同行。
回程的火车上，蒋录和林为民闲谈，他是国文社的资深编审，一直都是编审委员会的成员，而且长期担任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这几天在花城出版社考察给他的感触很深。
“老实说，花城出版社的氛围我并不喜欢，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分配方式是相对公平的。我们社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看似温情脉脉，但实则还是论资排辈那一套。
年轻人替老同志干了很多工作，却托以‘学习’、‘指导’的名义就轻易抹煞了年轻人的功劳，将工作成绩占为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
蒋录跟林为民说话并没有什么顾忌，他与程早春关系很好，对于此次考察的初衷也很清楚。
林为民对蒋录的话并不意外，他这个人工作一丝不苟，原则性非常强。
前两年有一次职称评审，有个编辑部主任在推荐本部门同志时说话夸大其词，其他评委碍于面子说话比较委婉，只有蒋录一个人站起来将那位主任给怒斥了一顿。
然后又摊开笔记本，力举那位拟报编审的工作情况，连本职工作量的百分之二十都没有完成，将那位主任和拟报编审的颜面落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人，看不惯社里的一些不正之风，完全可以理解。
首届韬奋出版奖评奖的时候，因为林为民的推荐蒋录遗憾错失奖项，但他从未怪罪过林为民，相反还很欣赏林为民，原因就在于林为民历来在社里办事公允、从不谋私，与他的脾气不谋而合。
林为民说道：“这些情况确实需要拨乱反正，尤其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大家不像干多干少都一样了，对于经济利益更加看重，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发生。”
蒋录点了点头，又对林为民笑着说道：“你的职称问题明年是不是也该考虑提一提了？要不然也太不像话了。”
林为民在社里这些年虽说不争不抢，但按部就班职称也已经是编辑。
下一级是副编审，按理说以他的条件并不难，但他不争不抢，这件事自然跟他没什么关系。
林为民明白蒋录的意思，他过段时间就会晋升为国文社总编辑，职称要还是编辑，未免有点拿不出手。
“等明年再说吧。”
两人聊着天，李新和高贤骏看着他们心里犯嘀咕。
“老高，你看出什么来没？”李新问。
高贤骏说道：“你也看出来了？估计是要升了吧！要不然也不能让他带队。”
“总编辑啊？太年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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