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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墨说：“没有成功的例子？”
阿巴亥说：“有是有，不过都是远古传说，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秦墨说：“那成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有说吗？”
阿巴亥说：“需要活着的那个人每年都挖出自己的心头血出来，姐姐您要看看我的胸口吗？每一年都要划开一次，每一年都要痛一遍，我之前还以为这很简单，但现在觉得我真是异想天开，十年，我怎么能坚持得下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看来阿巴亥的心态已经濒临崩溃了。
难怪说这样的事得要深爱的人。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如果他没说谎的话，那他是真的做到了。
秦墨沉思了一会儿就说：“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也没法违抗大汗生前的旨意，这样吧，等他们回来，成不成我都给你答复。你也不要报太大的期望，还是要看开点，别把身子弄垮了，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作者有话要说： 皇太极十年来为了复活殊韵，是因为爱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觉得愧对她就不惜以这样的方式让她新生？不得而知。
下一章皇太极带着大金精兵在科尔沁和蒙古军汇合，在此地补充粮草，休息整顿。因为他此次军事行动赌得太大，随行的代善和莽古尔泰提出了反对意见，觉得劳师远行，想要皇太极改变主意，皇太极会如何应对呢？
以下为天聪三年发动己巳之变的背景。
“己巳之变”——后金军第一次入塞契机的到来和皇太极打破僵局的决心最后下定是由集中因素合成的结果。
1627年4月，“江都和议”后。朝鲜被后金军杀掠惨重，元气大伤，迫于压力与后金以兄弟相称并开市中江。虽然朝鲜君臣仍心想明朝，但当皇太极回师南指、宁锦败绩之时，却无力牵制。这以后，朝鲜已不能为后金之忧。对朝战争使后金大发战争之踩且获开市之利。这对皇太极与明朝的对抗，既解除了左翼的担忧并且在实力上有所加强。
早在努尔哈赤时，蒙古科尔沁部即与后金盟誓和好，皇太极即位，科尔沁部遣使来贺。对蒙古喀尔喀、察哈尔等部。后金则采取武力压服的一贯政策。到1628年，蒙古喀尔喀巴林部被他部残破，其首领率众降附后金。而扎鲁特部在皇太极继位初的兵力打击下，也于此时臣服。“己巳之变”前，内蒙古东部，大半附属于后金，只有林丹汗察哈尔部尚远在西部而未降，但已暂不为后金患。蒙古东部的归附，不仅增强了后金的实力，且使后金与明朝的战线可以在更广延的长城沿线展开，有使明朝防不胜防之势。
就当时后金的内部来看，皇太极初即位，就已注意到□□“治内”政策的不智，因此一反前弊，不再哭杀汉人，并且宣谕：慎治逃人之罪；对满（女真）、汉人议罪、差徭公务，一体对待；满、汉分屯别居，不再混住等。结果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清实录》所记固属夸大其词，但这些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稳定后金社会，确实起到了显著最用。经过两年的努力，后金统治区的内乱确实有所缓和。
但后金社会并不就此便无可虑之处。在努尔哈赤死后，统治集团内一度争斗尖锐，八旗贝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皇太极与其三大贝勒实力不相上下，汗权难以集中。当时，皇太极别无选择，不解决来自明朝的威胁，不雪两次失败之耻，其威信便会受到巨大损失。他必须寻找机会，通过战争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权利，并伺机消除其他贝勒的掣肘和钳制。
同时，对外战争和抢掠仍是这时期后金政权和社会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1627年以后，后金一直出于饥荒状态，满汉矛盾虽有所缓和，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亦在增长。“时，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因而跟亦有食人之肉者。”当时虽与朝鲜开市于中江，远不能解决问题；而与明朝早已绝市，欲向明朝索取，议和方式又难以实现；“去抢西边”，通过山海关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己巳之变”已成为后金寻求出路的必然决策。
当“己巳之变”发生后，明人多以为，后金入塞，皆因袁崇焕妄杀毛文龙，使东江镇失去牵制之效的结果。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1621年东江镇建立以后，对牵制后金向辽西的进攻，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1626年，袁崇焕提出毛文龙部应“移镇”，到1628年初裁定（缩减）毛文龙兵额，压缩兵饷恭迎并改饷道由觉华岛，东江镇已基本发挥部了什么作用了。就是说，袁崇焕对东江镇作用的认识是相当差的。这是他之所以杀毛文龙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可以从毛文龙死后，他仍没重视东江镇的建设，只要维持其不发生叛乱即可的态度证明。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后金兵入塞的原因之一。倒不如说是因袁崇焕一贯轻视东江镇的作用，未加妥善经营和部署所使然。
然而，皇太极率兵绕道入塞成功之所以肯呢个，并不全部取决于主观动机。明朝盈廷上下的麻痹思想帮了他的大忙。明朝举国专注辽西，而其他各边仍是兵疲将弱，械缺饷欠。这种情况引起了留心边事的袁崇焕的注意，他敏感地察觉到后金有乘他边虚弱，借道蒙古，以求一逞之势，并一再上疏反复说明这一危险。然明廷对此扔漠然置之，漫无布置。这自然给后金入塞留下可乘之隙，“己巳之变”的发生已不可避免。
《论己巳之变与明朝兴替》谢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