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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贞观朝起,道一级行政区划就稳固了下来,后来又常设了经略使司、观察使司、常平使司和提刑使司,分管军、政、财、法,不过道一级,四司是平行机构,甚至许多道的四司都不是设在一城。
往往是各驻一城,有的道甚至四个司分驻四城,因此道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式道城。
而在后来,朝廷又正式取消了内地都督府制度,大的都督府改设为府,如并州府、扬州府、广州府、益州府等,这些升格为府的原大都督府治地,削去了许多军事职权,甚至对周边州的管控权力也大多削去。
府只是比州高一级的区划,但依然属于道之下。
道依然还只是个不够完整的行政级别,始终没有一个如府尹、州刺史这样的主官设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道这一级,管辖地方太大,如果给州以上的道级设立了常设的主官,统领整个道内的各州,并衙级的四司,那权力大的惊人。
朝廷甚至得考虑,会不会失控。
毕竟现在道设四司,可这四司终究是各管一块,而且属于是朝廷中央有司的派出机构。
这也是后来为何朝廷在边疆地区,把大都督改成了节度使的重要原因,边疆地区远离朝廷中枢,形势又更复杂,需要比较统一的事权。
所以设立了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在军事这块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这些年还渐渐的让节度使又兼任观察使、常平使、提刑使等,就是为了让事权统一,以更高效迅捷的自治边地事务,避免事事请示中央,延误时机,效率低下。
但朝廷在内地可不敢这样做。
西昌不算内地,也是设了节度使的,但如果把四藩也纳入西昌,那就算节度使一人再兼四司使,也管不过来。
“陛下,臣近来思考国朝以来的行政区划,从武德朝时设立过的行台,到总管府,再到后来的都督府,再到后来设道,设四司,甚至是设节度使,总是不断的变化调整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更适合当前形势,更好的为天子管理地方。”
秦孝忠掏出一本奏章,开始献策。
他建议在非内地腹心的沿边地区,恢复行台制度。
武德朝的行台制度,也称行尚书台制度,这不是大唐独创,而是魏晋南北朝时兴起的一种制度,行尚书台,就是尚书省派出地方的临时机构,代行使尚书省在当地的权力。
行尚书台长官也称尚书令,或行台尚书左右仆射,一般大行台还设有行台六部尚书,一般行台则设兵吏户等两三部行台尚书。
由朝廷派遣宰相或是大将、亲王等出镇地方,一般是在战时,或是地方发生叛乱等特殊时期,临时设立这么一个机构,派出一位大臣坐镇,给予他足够高的权限,以更快速的处置事务。
事平之后,往往也就裁撤了。
当年李世民就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整个潼关以东的中原地区,都在李世民这位行台尚书令的控制之下,文武军政各方面事务都直接由他说了算,他就是大唐长安朝廷在陕东地区的最高代表。
不过唐初的行台很快就废除了,之后是权力稍弱的总管府、都督府。
现在秦孝忠提出在部份地区,设立行台,因为如今朝廷中枢是中书门下,所以行台当称为行中书门下省,简称行省。
比如西昌道,如今形势特殊,可以设立西昌行省,由朝廷从中枢派一位宰相,或者是选派一位高级大臣,加中书侍郎或是门下侍郎衔出任行台长官。
行高官官可以设两位,比如行省中书令和行省侍中,当然,如果觉得这样容易跟中央长官混乱,也可以改个名字,也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行省设立,它的权限会很高,属于中书门下派出机构,是政事堂的分支,但是可以是常设,所以不需要如唐初行台一样,从中枢调派人出去。
而是挑选足够级别和能力的官员,组建行省衙门,道级的四司,也成为行省的下属机构,如州刺史下的六曹。
这个行省的长官,不管是叫总督还是叫行台中书令,他与之前设立过的宣抚使、宣慰使、安抚使等这些临时性的官职不同,他是一省的正式主官,其所统领的行省,也将取代道,成为健全的一级行政区划。
在一道之内,行省衙门就犹如一个小政事堂,其权力之集中和强势,都是前所未有的。
秦孝忠的这行省制一出,殿中都一时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