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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琪在中国文坛是个很独特的存在，他早早活跃于文坛，但真正蜚声文坛、名声大振却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的花甲之年。
他以和散文见长，《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广受读者欢迎。
他的作品不追求苦心经营，也不追求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总是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了率真、美好、乐观、不为外物所累的洒脱和通达。
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风格也饱受当代文坛诟病。
“美化生活”“虚化苦楚”“渲染真情”“避实就虚”一个个标签被文学界和批评界那些自诩深刻的人物贴到汪曾琪的身上。
在这些人看来，汪曾琪的思想和他的审美观念既庸俗又媚俗，毫无文学创作者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所以《小鞋子》这种以朴素、美好为根基的作品深得他的喜爱也不奇怪，这也是他答应李轻泉来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汪曾琪夸赞《小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的话却有意无意之间让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了不快。
这两年伤痕文学的流行是文坛大势，代表的不仅是文学界，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
汪曾琪的发言刚结束，立刻就有人针对他的话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鞋子》这部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它的受欢迎简单的归列到对真、善、美的歌颂。
我认为当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整体环境和风貌的刻画细致入微。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真善美，更能看到人性当中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微妙。
故事背后所影射的城乡差距和教育不公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如果单纯以歌颂真善美为导向，那么它是无法承载文学本身赋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发言的这位是燕京文协的中年作家郑志远，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发言内容也称得上是有见解，但显然针对性太强了。
因着两人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座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凭心而论，林朝阳其实很欣赏汪曾琪的观点。
文学的源头是文字，是记录，从来也没有人赋予它什么高大上的含义和历史使命。
汪曾琪和郑志远的观点一反一正，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林朝阳有着后世人的视角，总觉得文学如果过于强调深刻、批判，强调文学性、思想性，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会与下里巴人产生距离，从而缺少环境和土壤，到最后只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灭亡。
汪曾琪的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至少是贴近生活的。
文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才有光明的未来。
会议室内的气氛因为紧张而变得冷清起来，这个时候林朝阳突然发出了一阵轻笑，他的笑声顿时惹来了大家关注的眼神。
“朝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李轻泉看着他的举动，知道他必然是有话要说，便给他递了句话。
“老汪同志和老郑同志讲的都有些道理，我不是笑你们的发言，而是想到了前几天与吴祖缃先生的交流。”
众人听到吴祖缃的名字，众人脸上均露出慎重的好奇之色。
作为中国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位作家，近些年吴祖缃虽然已经搁笔，但影响力仍旧不容小觑，更何况他在学界的地位比在创作上的成就还要高了不少。
“当时我们聊起了老舍，大家都知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的主要创作精力就放在了戏剧创作上，15年时间他创作出了23部剧本，其中不乏《茶馆》《龙须沟》这样的传世之作。
其实以我个人来说，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是有些惋惜的，因为我认为他在创作上的才能要远远大于戏剧。
可当时吴先生的一番话却让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仰。
他说，老舍先生之所以选择戏剧这个领域，是因为他的爱国情怀。老舍先生认为以当时大部分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阅读是存在障碍的，但如果是看戏就没有这个障碍了。
老舍先生写《龙须沟》，他写旧社会对于百姓的戕害，也写新中国带来的改变。他写《茶馆》，写大社会，也写小人物。
文学最大的妙处就在于它不仅在读者的心中是千首百面，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同样如此。
回到二位刚才所说的话，大家对于文学的用处各有见解，但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文学大有用处。
至于如何用，还得看各人的本事。
不过我想说的是，以老舍的才能和成就，尚且知道在创作上做出妥协，谁又敢自傲是‘人民教师爷’呢？”
林朝阳的话说完，众人面露思索。
他的话看似和稀泥，但在最后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那就是——
任何人也不能以文学的名义高高在上的对人民群众指指点点。
林朝阳用柔和的态度缓和了汪曾琪和郑志远两人的观点碰撞，但同时又柔中带刚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是颇有见地，在场众人看向他的目光中不由得带着了几分审慎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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