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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赋税，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钱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顺天府，离江南隔着半个天下，凭现在的通讯手段，若是江南有什么风吹草动，北京很难迅速做出反应。
要想加上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军队。
所以，趁着这次裁撤卫所，朱由检便让定远侯邓文明前往南京，担任守备勋臣，宁远伯李尊祖，担任协守勋臣，二人率军南下，整训南直隶卫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营。
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这两个人率军将要到达江苏之时，就听说了漕运卫所发生的事。两个人一合计，南直隶的卫所也不少，估计也得闹事，咱们先按兵不动，等那边闹起事来，咱们再出兵镇压，正好借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卫所军官带着人准备去哭孝陵。
邓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惊扰孝陵的消息，二话不说，两个带着人，连夜出发，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给看住了。
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还没赶到孝陵，就接到了邓文明派出的传令兵送达的消息。
紧接着，就派人去将孝陵卫指挥使梅春，魏国公徐弘基，连同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请到南京中军都督府议事。
北京的五军都督府都沦为了摆设，南京的五军都督府更是摆设，因此显得很是寒酸。
魏国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坐在下垂手，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应天府尹吴阿衡，孝陵卫指挥使梅春，分坐两旁。
至于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还是空着，朱由检也是有意让其空着。
因为朱由检想尽量避免文官染指军权。
像辽东的蓟辽总督，西北的三边总督，宣府大同的宣大总督，这些由来已久，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图之。
那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既然还空着，那就索性空着吧。
参与朝政的是文官，指挥军队作战的还是文官，那文官集团的势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洪武朝是没成什么气候，在建文朝时抬起头来了，结果靖难之役后，在永乐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团算是复苏了。
像内阁大学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给内阁大学士加衔，像杨士奇就加了兵部尚书衔，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认他对文官过于优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能得到一个仁宗的庙号，恐怕也与此有关。
到了宣德年间，宣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就只能推出司礼监来制衡了。
而且，仁宣时期，明朝是大规模的缩边，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间丢的，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收回来。
等到正统年间，英宗继位，英宗年幼，无法理政，朝政就由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
趁着英宗年幼，文官集团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英宗才开始真正的亲政，等到杨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够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战死了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
剩下的这一部分，由于大多都是英宗的亲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压。
典型代表，就是靖远伯王骥。
王骥虽然是文官，但他是因为平定麓川，因军功获得的靖远伯爵位。
土木堡之变发生前后，王骥正领大军在湖广一带平定苗乱，当时的朝廷做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国榷是这么记载的：都督佥事陈友为都督同知，选南京兵千人，赴靖远伯王骥行营。
千人，去支援作战，未免太少点。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就是去监视王骥的。
因为王骥手里有军队，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勋贵武将的没落，此消彼长，文官集团则趁机做大。
不仅免了江南地区的一些税，而且还染指军权。
原来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就有带兵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明朝文官染指军权，就是从他于谦开始的。
不得不承认，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于谦。
正统十三年，于谦调入北京任兵部侍郎，正统十四年，任兵部尚书，手握军政大权，声名鹊起，直至现在。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于谦确实有嫌疑。
有一种推论，夺门之变时，景泰帝听到外面的动静，第一反应是问：“是于谦吗？”
随从回答：“不是，是太上皇。”
景泰帝：“好，好，好。”
不管于谦是忠是奸，你于谦身为文官，却手握军政大权，打破了以往文武的平衡，就冲这一点，他死的就不冤。
而且，土木堡之变一直存在阴谋论的说法。
不管土木堡之变的背后是不是有阴谋，但有一点，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被过分的夸大了，于谦这个人的作用，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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