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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外国人在进入长安之前，不准与国内官民百姓私自交流，如果“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
也就是泄露或者传递国家重要信息将处以死刑。
到了宋朝，则会发给外国来华贡使的入境凭证分为诏书和公据，宋廷有时会以分发空名诏书的方式招徕外国朝贡，因而外国贡使可以持空名诏书作为身份和入境的凭证，公据则是各地市舶司发给贡使的身份和入境凭证。
贡使以外无法预先获取入境凭证的外国人，比如蕃商等群体则需要在达到宋朝口岸后申请入境，获得地方官府的准许后才能入境。
《宋会要》记载“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舶务抽解，举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显示了宋廷对于市舶贸易的管理相对宽松。
但这种宽松绝非是放任，绕过朝廷私自越境者同样面临严惩。
《宋刑统》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未入者，减三等。”
当然，对于外国人，各朝各代也有很多法律约束。
夷馆”“蕃坊”这些地方作为外国侨民的聚集区和居留地，以集中居住的方式避免华夷杂处。
而“华夷分居”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
唐朝的时候，在大唐居住的外国人数量极多。
唐朝曾核查外国人在长安置办田宅的情况，结果发现共有四千家胡客在长安置有田宅产业。
近代著名史学家向达据此推测当时长安胡人应在5万以上，甚至可能超过10万人。相比于陆上丝路起点的长安，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则居住着更多的外国人。
而到了宋代，生活在宋代蕃坊的外国人中仅宗教人士就有20万人。当时的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所谓“鬼奴”就是非洲来华的黑人，他们“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广州、泉州这些海路口岸城市的外国人非常普遍和常见。
（广州黑人多竟然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自有外国人入华起，对他们在华居留的管理问题便为历代所重视。
特别是唐宋以来外国人在华居留数量的大增，历代便逐渐在律令中制定专门约束外国人的法律条文。
汉朝对居留中国的外国人一概按照已有的法律进行管理，任何来华的外国人都必须遵守汉朝法令。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过楼兰王子在汉朝犯法的事情。
“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
意思是，这孙子贵为楼兰王之嗣子，但触犯了我大汉法律。
想回去？
门儿也没有！
窗户也都封死！
烟囱都得堵上！
不仅不准回国。
而且还被按律处以阉刑。
到了唐朝，对外国人犯罪问题开始有所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也就是说如果犯罪事件发生在同类外国人之间，比如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新罗人，那么就按新罗国法律处理。而如果涉事的是百济人和新罗人，那么就按唐朝法律处理。
但在明清时期法律就很直接了，《大明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也就是说在我这儿犯了事，不管你是哪国人，一概以大明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