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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秦景兴鼎革之初，李圃等人上书便曾说，兴革之举，国之大事，非臣等私意也，在坚定景兴皇帝鼎革之心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等人辩白，留下退身的余地。
最好办的其实还是羽林左右卫，只需要在承恩湖畔建上一座军营，其他的事情，就全归两位指挥使大人折腾了。
如今重新捡起来，其实和重建差不多，皇宫值守又乃重任，所以，收拢了一些身家清白的雄武军兵卒，再加上羽林左右卫消减下来的人手，先将架子搭了起来，但真要成军，也需一段日子才成。
大将军种燧回京，在国武监偷闲的晋国公赵石，也不得不在这纷纷扰扰中，匆匆的回到枢密院坐镇，并在殿前司禁军整编上献策献力。
事实证明，景兴鼎革非常成功，奠定了大秦强盛的基础，同时也酿成了长安之乱这样的变乱，其实这也正是鼎革之举的利益和风险所在。
在纷乱的河南战事当中，其实就体现了这一点，守卫地方的殿前司禁军和镇军之间，无法配合默契，于是，坐失战机，见死不救等事，也就纷扰而来了。
正在殿前司禁军将领们在等待朝廷的雷霆雨露的时候，枢密使李承乾却在极力主张在北边建立数目庞大的新军。
至于长安府衙诸事，那就是中书的事情了，枢密院和兵部只负责雄武军遣散事宜，其他一概不管。
好像从成武元年一直到现在，因为征战不休，而积攒了数载的事情，在成武七年，一时间都爆发了出来。
之前，大秦兵戈势如破竹，让天下震动，西夏灭亡了，金国也在大秦的进攻中流了一地的血，最终失血过多而死。
要说，按照唐制，应该很合适，但唐末时，府兵军纪之败坏，也都历历在目，将殿前司禁军弄成唐时府兵模样，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商鞅，晁错，王莽等人，与其说是改革者，不如说是殉道者……
所以，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整编殿前司禁军的契机，却没有人愿意轻言殿前司禁军诸事，即便是有志于此的枢密副使张承，也有了畏难之意，就遑论他人了。
但话说回来了，自古以来很多事都证明，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不论成败，下场都不会好。
大将军赵石要在三月间出京，巡游河洛，这是他建军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一旦离京，他说话的份量和力度，都不会如现在般大。
三来，地方军旅的装备以及训练，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换句话说，作为镇军的后备军旅，殿前司禁军不但人数上有了增涨，而且他们的战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枢密使李承乾只能硬着头皮，将自己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陛下的龙案之上，为已经有些纷纷扰扰的朝廷，又添上几许乱麻。
而在河南战事结束后的大秦成武七年，大秦咄咄逼人的脚步却是戛然而止。
在将矛头对准殿前司禁军的时候，有大将军赵石，大将军种燧坐镇长安，几乎没有谁能在这两位大将军的注视下，敢于违抗他们的意图，即便是河洛的张大将军，此时也要退避三舍。
所以，大秦成武七年二月，殿前司禁军指挥使，大将军种燧终于被召回了京师，殿前司禁军指挥副使杨胜，也在回京的途中……
这个事情已然蓄势待发已久，但该如何下手，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议，不过，对于殿前司禁军的整编之议，却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了。
先是在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里，京军一下变了模样，也象征着军事鼎革的开始。
而且，事实也证明，改编后的殿前司禁军完全可以胜任一些攻城拔寨的激烈战事。
所以，不用过于夸大改革者的功绩，每一次改革，都是血淋淋的，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会成功，失败的改革，比比皆是，只不过在文人笔下，更在乎那些闹出了天大风波的人物罢了，他们写下这些历史的时候，在乎的只有皇权，而非改革本身。
可以说，大秦成武七年，是一处分水岭。
景兴年间，撤销了地方团练，其实是让大秦军旅变成了两部，一部为地方军旅，乃是殿前司禁军辖下，一部为边军，也就是镇军。
而大将军赵石等人，非但没有激烈的反对，反而颇有兴趣的选择了附议，这样不务正业的改革者，真的是非常少见……
只要狠下心来，从上而下的发动，会非常之快，而且，京军驻守京师，就在皇帝陛下以及朝廷重臣的眼皮子底下，又无军中重将掣肘，所以京军的变动虽多，但在二月底的时候，便差不多完成了。
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
当京军整编之事大体已定，枢密院，兵部的大人们在稍微喘了一口气之后，便纷纷将目光对准了越来越庞大的殿前司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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