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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春风化雨，需要长期维护的报纸而言，揭帖才是拿来就能用，方便又好上手的舆论工具。
同时也是大明朝极其成熟的政争手段。
早在嘉靖七年八月的时候，兵科给事中史立模就上奏弹劾这一现象。
说官员政事有了分歧之后，某些小人不是雇说书人“昌言于广坐”，就是小作文“揭帖于幽阴”。
反而正人君子束手无策，“刚正者特立，而见忌诡秘者杂出而难防。”
史立模希望世宗皇帝能够惩处这种行为。
世宗一听，说的有道理啊，有意见朝堂上说才对，怎么跑到民间写小作文。
不让裁判干活，是想找新的裁判？
于是世宗大手一挥，同意了这位言官的上奏，并且下令基层衙门“投匿名文书者，密访擒治”。
可惜，世宗觉得有点道理，大臣们却不这么觉得，基层衙门处置的方法，立刻就走了样。
张布揭帖的主使若查到是同僚，那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又对上访喊冤的百姓重拳出击，指诉状为揭帖，大肆搜捕坐罪。
于是“立模所奏多致纷扰”。
一见形势有些逆风，世宗当即反了水。
之前的政策“一切报罢”，史立模也因此“难居言路，其调外用”。
一番整改做了无用功，私下散布揭帖，仍然是违法的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动衙门的人追究抓捕查办。
一直到隆庆二年，都给事中郑大经和御史钟沂，都还在为此事上疏穆宗——“匿名文揭率奸人报复之私，尚宜申敕内外执法诸臣严行访逮。”
可见大明朝一直都在姑息此事。
以至于如今各缉拿衙门的差役，见了城中有揭帖张布，都极为钝感，并不如何放在心上。
直到巡城御史黄家栋亲眼看到这份揭帖，慌张登门顺天府衙门与五城兵马司之后，整个北京城才开始后知后觉地动起来。
如此自然是为时已晚。
不说城内百姓，至少准备今春会试的举子之间，已然是闹得沸沸扬扬！
……
若说古往今来什么地方心思最为活泛，议论最是纷纷，那便非学校莫属。
加之事涉科场公平，显贵特权这等话题。
国子监中的学子，几乎是一点就炸。
“听闻海御史都看不下了，给主考之一的王希烈写信了，说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云云。”
“张江陵当真是欺陛下年幼，恃宠而骄！”
“其实，抛开是否裹挟舆论不论，这份揭帖上所言的事，又哪一字有失，哪一句有误？”
“即便我等区区卑鄙之身，不敢质疑首辅的官声人品。但单单是掌一国枢要的权柄，对科举经义、策论的影响，难道还需要明言么？”
“对啊！首辅本身的言行就是泄题！作为父子，但凡体察言行，领悟一二，其中的优势，对我等难道公平吗？”
“老子登堂入室，儿子就能荫官，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如今有些人却连荫官都不满足，还妄图插手科举，侵夺寒门最后的清白，如此下去怎么不干脆世袭算了？”
“就是！如此不循国朝成例，是何异于古时举孝廉举了自己儿子？”
国子监学堂内，一众学子嘈杂喧嚷，对今日出现在京城中的揭帖各自抒发自己的看法。
但人多的地方，自然有不同意见。
有人批判，自然也有人支持首辅儿子考进士。
吕兴周拍案而起：“什么国朝成例！我朝哪有这般成例！”
“早在永乐二年，会元杨相便是辅政大臣杨士奇的侄子。”
“天顺元年，二甲进士许起便是次辅许彬的儿子。”
“成化十一年，二甲进士王沂是南京吏部尚书王酒璵的儿子。”
“嘉靖五年，庶吉士费懋贤是首辅费宏的儿子；庶吉士毛渠是次辅毛纪的儿子。”
“嘉靖三十八年，吏部尚书吴鹏的儿子吴绍考中二甲进士。”
“此般例子比比皆是！你们搬弄是非，国朝成例是由得你们随意编的吗？”
其人面红耳赤，唾沫横飞。
显然与聚成一团的学子，意见并不相合。
方才义愤阔谈的学子们，也闻声回头。
一众学子一看到吕兴周，立刻便有人冷笑一声：“我说是谁，原来是吕相公的长子，也难怪，你为张敬修张目，同样是为自己铺路。”
“屁股决定脑袋，我们理解你，一边玩去吧。”
科举必由学校，没有学籍的学子，是没资格参加考试的，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
所谓学子，都是有官学学籍的。
准备会试的举子，要么回省内的州学继续进修，要么就留在国子监修习。
这也是国子监最正统的出身，称为举监。
而与之相对的，国子监还有荫监、恩监二种，多是官老爷的子侄，或者以功赏赐的身份。
虽同为区区一个监生出身，但由于生源不同，二者的立场、观念、主张，都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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