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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当然知道张商英和纪忆的关系了。他可不愿意为了纪忆开边衅的事情和张商英撕破脸——张商英是出了名的恶人，凶起来除了官家不敢骂，别人就没有不敢臭骂的！
因此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的稳定、阶层的稳定和各地方的平衡也是可以维持的。国家只需要做好救灾害、轻税赋、薄徭役和开科举，就能长治久安了。
所以实证学派正让大宋的工商越来越富有！天下之财，正迅速流入大工大商的钱袋！
有了这样的学术造诣，任谁都没有办法否定武好古的大儒地位了——如果现在是清朝，也许还能用理学来对抗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历史上好歹扛了三十几年）。可是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儒生们自己寻找答案（回答先贤的问题，补齐儒家的世界观）的时代。理学和心学都起源于这个时代！而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又比理学和心学更好的回答了问题。
可是实证派的学问却是一种“高成本”和“高收益”的学问。特别是格物自然之学不知怎么回事儿，居然成了刺|激大商大工发展的工具。
如果右榜进士科一停，那么云台、格致两学宫一年少说损失上百万！
政事堂中厅里面的两府宰执都点头称是。右榜进士变成伎术官的摇篮，既满足了赵佶要为青城学宫生员开辟官途的需求，又能偷换概念，将原本和左榜进士等同的右榜进士，一下子贬成了比武官还不如的伎术官。
“就该如此！”
苏辙道：“云台学宫的格物之学其实是为伎术官而设的！青城学宫、格致学宫的课程，同样是为了伎术官而设。既然如此，为何不把右榜进士变为伎术进士呢？”
“如今武官自有三大军学，何须右榜进士？”苏辙说，“右榜进士，当为伎术官而设！”
现在沿海市舶制置司的收入是不上缴国库和太府寺的，都用来供养都军机司和三大军学。如果收入陡然增加一百万缗，都军机司和三大军学可就用不完了。
这样全天下的寒门学子，不仅可以保住他们的通天之梯，而且还可以学会经世致用之学，将来成为朝廷真正的栋梁。
这一次的科举和辟雍学宫的改革，可不是苏辙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为了捍卫天下读书人的利益和天下的稳定！
张商英啜了一口茶汤，看了一眼一言不发的苏辙，笑着道：“擅开边衅虽然于国无益，但是一年能收入上百万总是好的。三佛齐海峡上一年多收一百万，中原的百姓，一年就能少交一百万的税，总是好事儿吧？子由，你以为如何？”
免解对学霸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只能凭侥幸去考科举的学子而言，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王安石要改革科举的时候，苏辙当然是反对的。那时他是旧党的干将，当然反对新学新政了。
有了“财子”，云台和格致才能有足够的财力聘请最好的老师，给学生最好的教育，并且还能将一部分资金投入格物研究。
“还是相公所虑周详。”
“如何改革？”中书侍郎邓洵武问。
其实他也不是一味反对实证学派，也知道不可能完全打倒这么一个正确的学派。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将实证学派纳入朝廷的管制，绝对不能野蛮发展，更不能让实证学派和大商大工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和士大夫对抗的新兴势力……
在宋朝的官场歧视链中，文官居于顶层，武官居于中层，而伎术官则位于最末。
界河仙酒（白酒）、界河泥灰、界河马、界河铁、界河船、界河砖、界河染料、界河印刷、界河水利锤、界河火药……还有那种越盖越高的楼房！各种各样技术层出不穷，而每一样技术产生的背后，都有实证学派的影子，而且大都能为商人所用。
实证学派学校的高额学费，以及它们大多集中于商市大都，造成广大的乡村士大夫很难从实证学派中受益，而且还会成为实证学派发展的受害者。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大宋统治的根基就将动摇。
“国子监祭酒兼辟雍学宫大司成陶子礼上了一道改革学宫的上疏，不知诸位可曾读过？”
“这个名称可好！”
苏辙的大棋，当然就是一场将要深刻改变中国教育和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了！
而科举制度早在王安石改革的时候，就被认为存在很大缺陷了。所取之才，没有实干的能力。上面的“经”再好，都得叫这帮歪嘴的进士给念坏了。
“伎术进士？”
而且，实证学派的理论恰恰又很好的回答了包括孔子在内的春秋先贤的问题——如何寻道？如何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