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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清的结局，让李闯突然想起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英勇地牺牲，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他感觉钟文清是前者，他似乎就是后者。
宁折不屈的钟文清最终选择用辞职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离开了县委大院，远离了喧嚣的官场。
而他李闯呢？
表面上他虽然贵为县委书记秘书，深受领导器重，备受同事羡慕，跟着领导吃香喝辣，风光无限，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其实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他每天拎着个包亦步亦趋地跟在领导屁股后面，点头哈腰，迎来送往，说话做事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哪怕只是说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他都要左思右想，斟酌再三，生怕说错。
渐渐地，他甚至感觉自己是为了很多生命之外的东西而活着。
这种生活，难道不是卑贱地活着吗？
他甚至有些佩服钟文清的勇气，爱憎分明，个性十足，即使40多岁了还敢卷包袱走人，就算一切从零开始也在所不惜。
想到这里他又转念一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的人为了生存、为了金钱，有谁还会像钟文清这么清高、这么孤傲呢？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钟文清似乎就是一个独行侠、就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与这个现实社会格格不入。
想想这又是何必呢？
每次走进蒙书记办公室，都没见蒙书记主动提起过钟文清的事，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李闯心里在想：蒙书记难道不知道钟文清已经辞职了吗？
但转念一想，知道又怎样呢？
一个小小钟文清的离去，在蒙书记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恐怕与一只蚂蚁的死去没有任何区别。
但每每想起钟文清把纸箱丢进摩托车尾箱的那个眼神，李闯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他心里甚至有个疙瘩，自己作为县委办副主任，调离钟文清也不是件小事啊，蒙书记和朱继业他们干嘛不和他说呢？
是因为上次他替钟文清说了话，蒙书记对他有看法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到了钟文清。
想想钟文清也真是的，干嘛要写什么讽刺小说呢？
要写也不能写让领导有理由对号入座的题材啊。
领导本身就对你有意见，长期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你，你还去写让领导对号入座的小说，那不是找死吗？
想到这里，他突然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文人要么不进入官场，进入官场就不要当文人，就要洗掉身上的文人气质。
因为官场不需要纯粹的文人，而只需要官场文人，需要你写的是歌功颂德的文章，而不是什么小说。
想想钟文清这样的人进入官场真是一个悲剧，他总想按照他自己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去工作和生活，甚至去衡量身边的人和事物，继而一味地坚持着自己的一些观点，以至于40多岁了还一直活在堂吉诃德式的幻想里。
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别的不说，你听钟文清说话就知道，其实他也渴望得到领导的重用和提拔，但又不愿意按照官场的规则去行事，不愿意融入环境，不愿意靠近领导，不愿意与领导沟通，甚至不屑于和领导多说话。说是不喜欢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不喜欢拍领导的马屁，总幻想着去追求平等、公正、公平的工作环境和机会。
你以为谁就喜欢拍领导马屁、点头哈腰吗？朱继业被钟文清称为“马屁学校校长”，但是朱继业真的是天生喜欢拍马屁吗？他为什么连领导的方言都要去学会？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官场更甚。
在这个现实社会，哪里还会有绝对的平等！
世界上只有两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一个是原始社会，已经错过了，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没到来。
想到钟文清，李闯突然又想到了自己。
那么自己呢？自己显然已经不是个纯粹的文人了。
尽管他是靠一篇文章敲开了官场的大门，引起蒙书记赏识的也是文章，但是他现在最应该去琢磨的东西，显然已经不是文章，而是官场的生存法则。
要不是上次北京那家杂志社的编辑打电话来约稿，他真的已经忘记自己以前是个诗歌、散文都写得很好的青年作家，在全国70后作家中还有些名气。
是的，官场的纷扰繁杂让他离文学越来越远，成为了一个受领导器重的官场文人，或者说是“文化宠物”。
那么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做？
最终能够像蒙书记那样从官场文人过渡为领导干部吗？
蒙书记会让他担任某个局的局长或者乡镇一把手吗？
如果蒙书记一直让他跟在身边，舍不得放手，他以后当官的机会又有多大？
想到这些，李闯的脑子嗡嗡作响，理不清头绪，于是又禁不住感叹：真的想不到钟文清竟以这样的结局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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