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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此书又被称为《左传》、《左氏春秋》。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而且，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论语·公冶长》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说来，《左传》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
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春秋》的时候，充分重视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了笔墨。左丘明尤为擅长叙事，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此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而在描写人的辞令之时又言辞巧妙、鞭辟入里。正是《左传》的这些特点，弥补了《春秋》作为史书的不足，同时《左传》的艺术表现力上也要比《春秋》更为优秀。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附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多是三传。
对于孔子为什么要辑《春秋》，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释。《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孔子的动机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孔子辑《春秋》是因为“周道衰微”，诸事不行、道德不在，与其说一些没有用的说教，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以此警戒世人。
由此可见，孔子辑《春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周礼已经不复，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因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能够复归周礼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这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胡适曾经这样评价过：“《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可以说，胡适一语道破了《春秋》的写作目的和内在价值。
《春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春秋》进行阐释，不断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有人提出将《春秋》亦经亦史来看待，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书的本意，能够让人更好地来认识这部书、读懂这部书。《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宝，是值得后人不断研习和探索的一部经典。
《诗经》也称为“诗”或“诗三百”。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经》“六艺”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周礼·春官大师》中记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所谓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
“风”即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共一百六十篇，主要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魏风、秦风、豳风等，也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风”是《诗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它源于最鲜明的百姓生活，其中有对美好或哀戚爱情的吟唱，也有表达游子征人对故土、家人的怀恋，更有对剥削压迫的怨叹与愤怒。
“雅”即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为祭祀、饮宴等典礼所作的诗歌，内容主要是歌颂先代懿德、祈愿来年丰收等。
“颂”即宗庙祭祀时歌功颂德的舞曲歌辞。《颂》诗又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全部都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所谓赋、比、兴，是《诗经》主要的表现手法。所谓“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是对事物直接铺陈叙述，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明喻、暗喻等不同手法。“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乃至大多数中国诗歌中都是比较独特的手法。
在赋、比、兴的交迭作用之下，《诗经》将春秋先民们的生活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诗经》中的男男女女，出入宫闱家室，来往城门郊野，驰骋沙场猎场，奔走乡间山林，游玩河边原野，因而《诗经》中，既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这样鲁莽生动的爱情，也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般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还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种对远方征人的彻骨思念，更有“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这类斯人已逝，睹物思人的悲凉情怀。
从《野有蔓草》的一见钟情、私订终生，到《雄雉》中漫长无期却从未放弃的念念不忘和等待，再到《鹊巢》中步入婚姻殿堂，为爱筑巢的圆满幸福，及至《谷风》中女子被弃的哀怨凄苦，最终到《击鼓》中难觅归期的生离死别，《诗经》将所有人间情爱，无一遗漏地挨个演绎过去。喜、怒、哀、乐，莫不直白热烈，却也蕴藉深沉。
《诗经》的这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源于先民们原始天然的心性。在那个天地初立、民心尚未开化的时代，无论下地耕作、上山砍樵，还是虔诚祭祀、合众狩猎，或是远行出征、淇水游玩，都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诗经》中每一场爱情的起、承、转、合，都与这些日常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所以，先民们从不在自恋和自怜中将爱隔绝于现实，而是在原野、山川、河流边，在采摘、砍伐、游乐之中，尽情去享受爱情中的美丽，同时也尽力去承接爱情中的苦恼与伤害。
鬼斧神工的《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文献，作者、成书年代俱已不详。一般认为，这本书写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齐国，作为齐国的官书，出于稷下学宫的知识分子手中。
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编著《周官》，缺《冬官·司空》篇，便选择用《考工记》补缺。后刘歆时把《周官》改为《周礼》，于是《考工记》也被称为《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技艺文献，虽然只有七千余字，但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先秦时代的制车、乐器、兵刃、钟磬、洗染、水利、建筑等方面的工艺技术。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是一部集理、工于一体的著作，在我国科技史、工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这本书被认为是齐国的官书，用来作为官府指导、监督科技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当时齐国对于上述领域的要求和行业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考工记》虽然内容主要涉及理工领域，但是出自稷下学宫士人之手，因而文字优雅，语句顺畅，语约义丰，既具备科技书籍应当具有的严谨性和条理性，又具备一本先秦典籍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气息。
这本书的注释与研究具有多个角度，既可以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切入；也可以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入，因此历代对《考工记》的研读层出不穷。汉代郑玄、唐代贾公彦、清代戴震、程瑶田等人都有论著。
20世纪以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考据学也随之带动发展，并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利用考古实物和模拟实验，可以将古代典籍中记录的很多科技、工艺手段进行部分再现，让人们更加真实地领略古人的智慧和见识。
在思想内容方面，《考工记》一方面体现出了先民崇拜天意的精神，又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实际的特点。它把天下职业分为六类：一是执掌国家，深谋远虑的，是为王公；二是事必躬亲、为民父母的，是为大夫；三是审视建材方圆曲直、加以锻造的，是为百工；四是羁旅四方、供民所需的，是为商旅；五是埋首田间、辛劳耕作的，是为农夫；六是纺织丝麻，搬弄机杼的，是为妇功。并且认为工艺乃是天地精气共同铸就而成，人不过是因袭模仿。
《考工记》还将诸多工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将同一行业的工匠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并加以定性。
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考工记》的作者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书中特别强调生产工具的改进，仔细地列出了不同种类生产工具的制作加工方案，力图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标准化。
文章对于具体工艺的描述可谓细致纤毫，充分体现出其作为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的严谨认真，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一一将应对方案列出。
在生产工序上，《考工记》可谓是高标准，严要求，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涵盖到了生产要素之中，虽然不无理想化色彩，但体现了古人对工艺生产的虔诚和严肃。文章还将不同的手法详细描述，给学习者以提高的空间。在制作标准执行上，《考工记》明确指出了什么样的残次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体现了高度的负责精神。
《考工记》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工程过程管理的理念，要求在施工时根据工人的普遍水平进行工期的预计，控制完成进度，将一切量化以提高效率。
虽然《考工记》是一本政府色彩浓厚的“官书”，但是它并没有“重官而轻民”，它指出，有一些诸侯国并没有设立部门专门制造某些物事，原因在于这些东西在民间生产，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够保证，所以没有必要再由官府专门生产，这就体现出了对民间工艺和民间经济活动的保留。
《考工记》非常深广，可以说是蕴含了先民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存在状态，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本科技工业指导手册的范畴，而是作为一部充满着智慧和艺术气息的经典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