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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汉族,濠州定远县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任丞相,后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遭朱元璋处死,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五千余人。
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凭着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开国之初,李善长、杨宪之争,最终导致杨宪被杀,汪广洋又不堪重任,促使朱元璋最终选择了资历浅、却更有手腕的胡惟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实话实说,胡惟庸上位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惟庸亦自励”。朱元璋很满意,这个资历较浅的内阁总理,用起来顺手,替朱元璋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因为好使,朱元璋还处处特别护着胡惟庸。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学士吴伯宗曾因弹劾他而险遭大祸;大将军徐达对他不满,曾在朱元璋处诬奏其奸行,后竟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
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令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即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闭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
不久,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惟庸杀挽车者,朱元璋大怒,令其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
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杨文裕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朱元璋大怒,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无论史家对胡的品行有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胡惟庸有相才。他把个中书省料理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然权势亦益炽。明史说:“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末已,朱元璋也觉得不太好玩了,感觉相权有点过重了。比如,涉及官员生杀升降调用之类的事,胡“不奏径行”,就定了;六部奏报,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也可以藏匿不报;还有就是各类官员,争走其门,送礼示好,等等。
这对一向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爽的,其实,丞相事务繁多,“不奏径行”也是正常的,如山公文和纷繁政事,丞相当然可以有处置之权。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官吏争走其门、争颂其功,最后结党营私,自己被架空了。
纵观胡惟庸就任丞相后的主要政治作为,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任用过四个丞相。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本来,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