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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学家毛佩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明朝由开放走向灭亡，而清朝由封闭走向强盛。这个说法指出了一种现象：晚明的社会是个开放社会，但是明朝最后亡了；清朝最强大的康乾盛世时期，却是相对封闭的。
明朝社会有一个由严峻、冷酷到自由、奔放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明朝开国后的前一百年，在此之后就是持续开放。
我把明朝的前一百年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此阶段大概有七十年。
这个时期从总体上来说，政治气氛是严峻的，但是未必都是冷酷的。建文时期、仁宣时期，政治氛围都有过相对的宽松。真正既严峻又冷酷的时期是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段时间明太祖通过几个大狱对功臣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打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既严峻又冷酷。永乐初年，明成祖也对建文旧臣进行了严厉打击。
宣德皇帝朱瞻基虽貌似雄才大略，但同时也喜欢玩，所以在宣德时期，国家管理一度比较宽松。为什么明英宗即位以后，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代表的文官要定年号为“正统”？他们就是想要回归到祖宗的法治、圣贤的道理，也就是要让国家重新加强管理。
江西吉水人李时勉当时正在北京做国子监祭酒，他写过一封奏疏，向朝廷打报告说国子监很多学生现在不学好，不愿意读孔孟之书，而是读歪门邪道的民间小说，比如《西厢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用当时的话说，这些书是“诲淫诲盗”的。而明英宗和宦官王振也努力恢复太祖、太宗时期严峻冷酷的统治。所以正统年间，社会气氛又开始严峻起来。
在这个阶段，最好的职业是从仕。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本本分分地做官，一方面可以体面致富，另一方面可以光宗耀祖。所以，当时社会只有一个价值标准，那就是仕途，就是做官。
第二个阶段是从正统到成化年间，大概是明朝开国后第七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社会开始出现第二个价值标准。如果说第一个时间段的基本价值观是官本位，仕途至上，那这个时期的第二个价值标准就是财富。
随着明前期严峻冷酷的气氛远去，社会财富开始重新积累，又出现了一批富人。这批富人在帮助国家赈灾、救灾的过程中得到了荣誉，政府将他们旌为义民，让他们冠带荣身，甚至让他们有了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此外，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统治者也大多成为有产阶级，他们也希望对有产者进行保护。
第三个阶段是从成化到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朝开国之后的第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这个阶段的到来表明，明朝多元化社会开始启动。从成化年间开始，在仕途和财富以外，社会的第三个价值标准——文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作品获得社会的承认，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手艺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一来，由仕途到财富，由财富到文化，明代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进入了第三个层面，仕途、财富和文化三种价值观并存。而这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意味着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到来。
当时北方出现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流派，他们作的新诗、写的新文和原来的诗歌与文章不一样。有记载说，李梦阳在开封的时候，有小朋友找他学习写诗，因为他是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李梦阳却说：“真诗在民间。”
南方则有“吴中四才子”：祝允明（祝枝山）、唐寅（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有记载说，祝允明以画竹子闻名，有一天，朋友请他画竹子。祝允明很高兴，但刚一拎起笔，又把笔放下。朋友不敢吭声，怕干扰他的思绪，然后又见祝允明把笔拎起来，准备落纸。朋友很高兴，以为他终于构思成功了，没想到祝允明又把笔放了下来。
朋友觉得奇怪，问：“怎么回事？”
祝允明说：“我今天没有精神。”
朋友说：“那明天怎么样？”
祝允明说：“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精神。”
这位朋友在其他人的提示下才知道祝允明是要润笔费的，于是把银子放在案头上。祝允明立刻有了精神，一挥而就，画完还要多盖几个章。
这说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精神就是财富，财富会转化为精神。明朝进入了多元化社会的时代，社会开始开放，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陈献章、湛若水师徒讲学，罗伦、章懋讲学，王阳明的心学出现，各地书院开办。在明朝的前五十年，是不允许私人讲学的。
明朝越来越开放，甚至开放到了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价值标准开始影响民众的价值标准的程度。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陈眉公（陈继儒），他戴的头巾在当年叫“眉公巾”，他穿的服装叫“眉公服”，他坐的马桶叫“眉公马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苏州制造，所以又叫“苏样”），风靡全国。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价值观也会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第三章讲过，顾宪成和王锡爵在内阁中对话，一个说：“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一个说：“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东林书院这一批人的讲学，恰恰也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
不过，针对这一情况，明政府也在两个时期进行了打击：一个是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他摧毁了一批书院；一个是魏忠贤当道的时候，他也摧毁了一批书院。原因就是很多书院都评议朝政。
但是，明朝的开放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万历年间，这种开放又加上了西方殖民者的因素、西方传教士的因素、中国被拖进大航海时代的因素，就更加全方位了。而月港的开海推进了经济开放的进程，社会也更加五彩缤纷了。正德年间，一个操着葡萄牙语，自称是葡萄牙人的人竟然还以火者的身份进入皇宫，帮明武宗做饭，后来才发现，此人是假葡萄牙人。他是在东南亚马来岛上的华人，因为和葡萄牙人接触多了，熟悉西方饮食，也熟悉葡萄牙语，竟然以葡萄牙火者的身份进入了明朝宫廷。
万历二十九年（1601），有一个宦官在临清收税，截获了一艘船，船上载着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此时，从西方到来的主要有三类人和事物：第一是货物、白银；第二是殖民者，因为他们开始在澳门定居了；第三就是传教士。
这艘被截获的船上的传教士名叫利玛窦。利玛窦来自意大利，他想见明朝皇帝，但第一次没有见到，朝廷还逼迫他退回到南京。他干脆退回到了南昌。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和很多士大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穿汉服，学习汉语，读“四书”“五经”，中国的士大夫把他叫作“洋僧”。利玛窦坚定不移地想要到北京去，最后终于到了北京。礼部认为他的来历非常可疑，说所谓的意大利、大西洋，在《明会典》里没有记载，所以他非常有可能是个骗子，这种骗子很多，所以不能让他在京师待下去，要把他驱赶出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礼部，也就是掌管外事的官员是如何的保守和无知，当时的明朝封闭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利玛窦带来了万历皇帝喜欢的东西——自鸣钟和万国图。中国过去要掌握时间靠滴漏（水漏或者沙漏），所以有一个职业叫“更夫”，三更天、五更天时，更夫要打更，西方的自鸣钟竟然可以到时间自己打钟，看上去很神奇。万国图就是世界地图。万历皇帝认为此人真有学问，于是利玛窦就在北京住下来了。此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很多中国人成为天主教的信徒，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徐光启、李之藻。
徐光启之所以不断要求崇祯皇帝准许官员到澳门去聘请葡萄牙的教师，购买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荷兰的火器（主要是火炮和铳），就是因为他跟利玛窦等传教士接触后，接收的信息更多了。
有记载说，在晚明的时候，由于传教士的到来，进入中国的西方图书有几千部之多。
崇祯年间，明朝用的历法还是郭守敬在元朝修订的《授时历》。《授时历》用了三百来年，它的预报、计算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历法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历法的重要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观察太阳、月亮、星星的运行，指导农时，它代表着当时的数学乃至天文学的水平。比如，在农时中，立春早一天或者晚一天，其中的门道很多。因为气候不同，北方的立春和南方的立春是不一样的。第二，这也是政府是不是正统、合不合法的标志。比如，什么时候将有日食，什么时候将有月食，这些时间如果计算错误，那朝廷的面子就丢大了。甚至每一个月的月盈和月亏的时间都要有准确的计算，要能准确预测月亮什么时候完全圆起来，什么时候完全不见或者成为一条线。如果正月初一月亮变成了半边形，或者到了八月十五月亮还没圆，那成什么道理？而且这套历法不但国内要用，还要颁布到各个附属国，比如说中山国（琉球群岛）、安南国（越南）、朝鲜，如果它不准确，那天子的正统性、朝廷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历法是一个朝代在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体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部分就体现在历代的历法上。
崇祯年间，历法的修订工作虽然以大学士徐光启为首，但主要干活的是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这部历法后来在清顺治时期才颁布，实际上最初它有另一个标题——“西洋历法新书”。
社会的开放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冲击，也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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