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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18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在别人眼里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自己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
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30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40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有一回,我在一件衬衫的前胸绣了一朵白色的菊花,那衣服立刻变得鲜亮起来。从此我便忙碌了,村里总有些姑娘跑来请我帮她们做些绣品,为出嫁做准备。有的要求绣枕套,绣窗帘,绣床头帘,绣桌布……那一阵,我成了村里有名的“绣花女”。
【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唯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势利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有种悠然的快乐。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在河水里嬉戏打闹,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浑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晾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那时极喜欢下雨,只要一下雨,露天矿山便无法开采了,破碎机便也停息了。我就一个人撑把伞,走十多里路,去8号码头发呆。自从我十二岁那年,从这里上岸来到芜湖之后,我便无法忘记这个让我靠岸的码头。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再从这个码头回到故乡去。有时,我在江边挑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烟雨朦胧的江面上那些颠簸飘摇的小渔船,忧伤不已。我希望有一只船可以带我远走高飞,浪迹天涯,永不回来。那些江鸥的鸣叫也是那么凄切,惹得我常常坐在江边独自哭泣。哭够了,再打着伞回家。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达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下了这行字。
【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
我十九岁的春节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千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不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