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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按照历史学家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中的推算，六十万底层“军吏卒”加他们的家庭，这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所涉及到的人口达到了三四百万人，应授予的耕地总量为3亿亩、住宅总面积为1500万亩。
这个数字结合刘邦下达的命令，里面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如果归属六国的士卒肯留在关中，那么就给你们免除徭役十二年，待遇从优，如果想回家乡的话，就免除徭役六年，并发放粮食供养一年，直到明年他们种出粮食自给自足为止。
那个时代，能从战场存活下来的军人，普遍都是青壮年，刘邦想要借着解散军队发放福利的做法将原属六国故地的士卒留在关中地区，此举，很显然就是想削弱诸侯盟友的势力，并且将大量青壮劳动力留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用来推动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从这条先拿兵权的政策，咱们就能看出来刘邦在跟诸侯盟友们分配权力这件事，是抱着压制警惕的态度。
可以说，从一开始刘邦的想法就和诸侯们不一样，诸侯们向往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雄踞一方的时代，而刘邦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
在刘邦的心中，无论是秦始皇的郡县制，还是项羽想重走的分封制，都是存在缺陷的，君不见秦二世而亡？君不见项羽称霸王时意气风华，却最终众叛亲离的场景吗？
所以，在刘邦的计划里，从一开始就没有异姓王的位置，他更愿意将封王的资格控制在刘姓皇室手中，至于立下大功劳的功臣们封侯拜相就够了。
汉朝建立之前，整个社会长期受战争的影响，经济、文化、政治都处于混乱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刘邦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用自己理念去治理国家的人，但其他的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败了，刘邦能成为汉朝的开国之君，足以说明他的过人之处。
比起刘邦对诸侯们的严格要求，他作为开国之君在处理老百姓利益这方面，做得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君王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代表人，那在中央集权还未根深蒂固的时候，刘邦的做法还保留着他在基层时期培养出来的“亲民”的特质。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进入咸阳之前，他和秦朝老百姓的立场本来是相互敌对，可刘邦硬是凭借着约法三章逆转了自己的形象，使得本应敌对的双方竟然成了能够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帝纪》）
这是什么概念？这只反映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当时老百姓眼里，刘邦是比秦二世更加值得信任的人。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可不仅仅是光靠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办到的，老百姓都是务实的人，你只有真切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才能打动对方，这至少说明刘邦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
在汉朝立国后，刘邦的做法，更是深深打动了老百姓的内心。
《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百废待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了让国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刘邦给民众分配了房屋和田地，其中“民受田：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汉书·食货志》）”
为了不让农民的田地、房屋被商人兼并，刘邦还下达了一条很特殊的命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
翻译过来，就是房子只能卖给邻居，这就在一定程度避免了有人炒房，导致民众无家可居的情况。
相比于陈胜吴广起义后只顾自己利益、项羽任人唯亲而言，刘邦的大局观要高出他们一个档次。
刘邦台后，为了稳定社会，他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
“在地方选择年龄在五十岁以、有声望有品德的人，担任三老。三老可以协助当地县令管理政事，起到出言献策和监督的作用。”
在通讯和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中央对县以下的区域管理能力非常弱，三老制度就相当于是对郡县制的补充，刘邦希望借助地方名人的影响力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保证地方的稳定性。
受宗法制的影响，古代乡村普遍是以家族为核心聚居生存，一位有名望的老人基本也是自己家族里的掌权人，刘邦拉拢了他们，也就基本完成了对大汉朝基层社会的管理工作。
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感受到这一切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但在当时他确实就靠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将零散的社会联结为了一个整体，而这恰恰是，陈胜、吴广、项羽和楚义帝熊心等等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如果说项羽是一名优秀的将领，那刘邦就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实干精神，可以在不断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其转换成自己成长的养分，一步步推动自己走向成功。
刘邦比项羽更善于利用人才：年长的刘邦，性格比项羽更加沉稳，处理起人际关系来，也更懂得听取他人意见的重要性；
历史从来不缺少说大话的人，但能够把说过的大话变成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刘邦就是这样一个能把自己吹过的牛逼变成现实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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