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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大视角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大明的权力构成，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权，而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缙绅把持的宗族乡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
缙绅们摇旗呐喊，要求皇帝「无为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乡权。
皇权是依托于科层制的官吏实现统治，但是这些官吏本身是缙绅的一部分，出自于缙绅，所以皇威不振，各种妖魔鬼怪，群魔乱舞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宗族制和科层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是彼此寄生的，虽然有对立，但是也有合作。
胡濙的这个视角，非常有趣。
当尼古劳兹带着几千卷的书来到了大明，中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的时候，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礼法，从根子上，找到了社会模式运行的不同。
罗马在探索的路上，其实也经历过科层制和家族制的探索，也非单纯的家族制，但是父权始终凌驾于法权，所以他们需要宗教，而且需要一神教，然后权力和神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层制并行，就出现了反复拉扯的情况。
胡濙站了起来，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班固《汉书》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皆秦制也。”
“秦制为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秦汉都是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唐律疏义》曰：里正之等，亲管百姓，既同里閈闬，多相谙委。里正、坊正，职在驱催。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唐六典》有载：制、敕、册、令、教、符。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符下县，县帖乡，分付里正。”
朱祁钰明白胡濙想要表达的意思，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秦汉唐都有严密的基层组织，商鞅的搞出了什伍连坐法，秦汉都是如此，而且连坐处罚。
而唐朝是里乡法，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
唐有六种公文，其中的符就是专门下到县里，县里出贴给乡长、里正、村正。
大唐皇权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级之中。
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描述，而杜荀鹤在《山中寡妇》也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等等。
大唐的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了整个大唐，而大唐的官僚们在议中，也在描画大唐的模样。
宗族制和科层制是在斗争中反复螺旋上升的，而且大明的皇权始终大于家长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便是在天启年间、崇祯九年之前，也能把征辽饷收齐。
鞑清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在收征辽饷，而且不换名目，就这个名字。
鞑清收征辽饷要征伐辽东吗？
我征我自己？
其实并非完全的皇权大于家长权，本质上是大一统之下的公权大于私权，朱祁钰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朱祁钰十分确定的说道：“大明不也有百户为一里，六里为一乡，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甲首、里正、掌令官三级乡野管理农庄的管理吏员，已经运转整整五年了。”
而且在掌令官手中，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卫所儒学堂的军生，一个是义勇团练的队正。
大明的农庄法已经推行了五年的时间，是基于刘伯温军卫法的升级。
朱祁钰一直想加个妇女主任，但是没有根基，确切的说，没有实现的办法，设一个妇女主任，也没活儿干。
劳动使人自由。
在最开始的时候，农庄法的目的，是恢复人口。
山外九州、京畿、福建因为兵祸，导致了人口大幅度衰减，朱祁钰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军卫法，来恢复人口。
一成半的藁税，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新辟之地的靖安省，河套地区的农庄法，也是恢复人丁，渠家人和瓦剌，搞得实在是太过于天怒人怨。
后来的农庄法，朱祁钰并没有全面推开，而是除了山东之外，各地官田设有部分的农庄法，这些农庄法就是鲶鱼的作用，是朝廷的公权和宗族私权的拉扯。
胡濙坐在了凳子上无奈的说道：“两京一十六省，只有京畿、福建、靖安，全面铺开了农庄法，山西部分、贵州部分，其余都是小范围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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