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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思娘去寻陛下了，本来她还想在这松江府逛逛，寻访名医，但是出了这档子事，冉思娘便再无一点心情了。
这松江府在她眼里，俨然已经成为了龙潭虎穴，她巴不得陛下能早日离去。
朱祁钰手里握着一份文集，乃是正统四年三甲第五十三名进士刘观所写的集类《玉堂丛语》，第四卷——忠节。
刘观年少进士及第，在翰林院做文林郎一待就是十年，户部右侍郎杨鼎在京师之战后，引荐刘观出任户部给事中，刘观不肯出仕，引疾告归。
在这一节《忠节》中，刘观将方孝孺、陈迪、景清、黄观、练安、陈性善、黄子澄、卢原志、高逊志、林右等人皆收录其中。
这都是靖难之后，朱棣或者处死或者流放的建文朝文官。
林右在靖难之后，回到了家中不肯出仕，朱棣也没理会他。
后来江淮闹了倭寇，林右[勉起视兵，督郡子弟剿平之]，朝廷还以为林右要造反，就把他抓了，最后处死了。
在刘观的忠节这一节中，林右平了倭寇却死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案是什么？这不是永乐皇帝暴戾无道是什么？
朱祁钰还专门查了刑部、大理寺卷宗，林右死的原因是杀良冒功。
倭寇不过二十，但是林右却报了一千个人头赏。
林右的做法在建文朝稀松平常，毕竟李景隆都敢把杀敌三百谎报成杀敌三万，但是马上夺天下的朱棣，对军功的审查极为严格，这就把林右给查了出来。
选择性记录，林右就成了忠节之人。
在朱祁钰看来，除了景清之外，其余人都算不上忠节二字，他们对建文帝的忠诚，比乐事薯片里的薯片还少。
这类的记录数不胜数，比如写到：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刘观就会叹曰：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
比如写到：浙江所属州县，旧有枣桑，近年砍伐殆尽，桑枣，生民衣食之计，刘观又会叹曰：无衣无食，仍纳皇粮。
朱祁钰还专门翻了翻大明的陈年旧档，发现官档里也有记录。
永乐三年，浙商逐利，将农田尽数种桑织为丝绸。
种了桑树养蚕，织了丝绸，赚了更多的钱，日子不应该更好过吗？
可是浙江多府州无足粮，浙江米一日三价，黄青不接之际，粮商更是趁机哄抬粮价，饿死了不少人，朱棣下旨按洪武旧例，将一半的桑树伐去，改为了稻米。
永乐四年的改桑为稻，就成了永乐暴政之一。
若是朱祁钰只看刘观这本《玉堂丛语》，自然不会看明白前因后果。
事情的确是有这件事，具体的前因后果，却一字不提。
果然是文人曲笔，是非黑白颠倒说。
朱祁钰之所以看这本《玉堂丛语》，是为了看建文及永乐年间的民乱，毕竟松江府刚闹了一场民乱。
刘观整理史料，记载了从永乐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共计二十五次民乱。
这其中闹得最大的就是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民变。
唐赛儿以红白旗为号，聚集了数万教众，大行劫杀，最后被朱棣派了五千京营给剿灭平定了。
朱祁钰看了看唐赛儿的数万人，再看了看叶宗留、邓茂七民变。
正统十三年起的邓茂七民变，涉及了五省二十余府，邓茂七麾下百万之众影从。
唐赛儿在叶宗留和邓茂七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民变、民乱在历代封建王朝属于很正常的现象，以汇报到朝廷的统计数据算：永乐年间平均每年一次，正统年间一年平均两到三次，景泰年间报到朝廷的民乱就有八起。
若是真的要论直达天听的民乱，鞑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道光十六年至宣统三年这七十五年时间里，鞑清直达天听的民乱就高达5387次，平均每年72次。
这还只是直达天听的，那些没有记录的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民乱的根由，就是游堕之民，就是游手好闲之徒，翻译翻译就是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没有土地耕种，没有一技傍身，更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在地主家里打短工，没什么固定收入的流民，是民乱爆发的根本原因。
冬序之下，游堕之民，陡然增多，这给缇骑们查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朱祁钰靠在软篾藤椅上，略微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阔，一双柔荑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轻轻摁着。
“游民无罪，他们只是流离失所，他们之前可能只是农民，几亩薄田，天灾人祸就丢了地，只能以短工为生，这些人又最容易受人蛊惑鼓噪，三两斗米，就足够他们拼命了，难办啊。”朱祁钰幽幽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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