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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玉兰这个老太太, 嘴上说得义正词严，可是真正去亚委会捐款的时候，还是用了点小心思。
她在项英雄的建议下, 把自己的时髦衣裳换成了家常外套。
项英雄瞅瞅老伴身上半新不旧的粗布上衣说：“这回咱俩谁也别嫌谁了，你这身衣裳还不如我呢！”
原本她好好打扮一下，六耳猴还能充个孙悟空, 看起来像个城里人。但是把皮夹克和体型裤等时髦元素换掉以后，一看就是农村老太太了。
“我就说穿得时髦一点嘛, 你偏要唱反调！”苗玉兰对着穿衣镜整理着自己的衣着, 虽然瞧着土, 但是衣裳干净整洁, 还算是个利索老太太。
“咱们去报社是想要买广告, 为了让人家重视咱们, 给咱一个好版面，穿得体面点是应该的。”项英雄让她将脖子上的红纱巾解下来，“这就跟去百货商店买东西一样，你要是穿得太邋遢，县里那些售货员都对你爱答不理的。但是，去给亚运会捐款，跟去报社买广告位不一样，不用穿得太好。”
苗玉兰站在穿衣镜前反复打量自己的穿着, 还是觉得这身衣裳不好看, 这是她在家日常穿的上衣，太土了。
亚委会那是啥地方？人家举办的是国际赛事, 那得比报社还牛吧？
万一捐款的时候，人家要给他们照相，穿这身衣裳拍照也不体面呀！
项英雄抽着烟说：“咱们是去捐款的, 这种时候你就不能死要面子了。你想想，到底是淳朴的农民个体户捐赠十万元的效果好，还是农村土大款捐赠十万元的效果好？”
“就你事多！”苗玉兰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嘟哝了一句就不再反对了。
钱都捐了，还是得要点实在好处的。
项小羽从外面进来，听到她爹的话便笑道：“娘，你这身衣裳挺合适的。咱家本来就是农村的，如果打扮得太花哨，容易让人把咱们跟城里的个体户画上等号。咱家这十万块赚得不容易，我爹这把年纪还常年带着船队出海打渔呢，把钱拧一拧，都能挤出点汗了，所以咱们与城里的个体户还是有区别的。而且现在大多是城市企业捐款，一次性捐赠十万的农村个体户，咱家应该还是第一家。”
如果想让捐款报道达到八千块广告的效果，苗玉兰身上就必须要有些不一样的特质，如此才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
项小羽换好衣裳，打算陪爹娘一起去亚委会办公室捐款，不过，因为形象过于时髦，被爹娘嫌弃了。
“你还是不要去了，我们三个去就行。”苗玉兰在闺女身上打量片刻说，“你现在就算换上我的旧衣裳，也不像农村人，还是别去给我们添乱了，跟我们仨站在一起一点也不搭调。”
“只有你们三个去，能行么？”
“捐钱还能比赚钱难啊？”苗玉兰白她一眼说，“有啥不行的？”
项小羽听了爹娘的话，留守在家里，不过等他们出门以后，还是给亚委会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通知对方，即将有一对农村夫妻去为亚运会捐款十万块，人已经在路上了，如果需要举办什么仪式，可以提前做准备。
刚放下听筒，思忖片刻后，她又给台里打了电话。
现在正是发动全社会为亚运捐款的关键时期，很需要树立一批典型代表，来激发大家的捐款热情。
反正她已经把消息透露出去了，具体要不要用这个线索，还得看台里的安排。
于是，等项家三口人辗转来到亚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小型的捐赠仪式。
其他企业来捐款，带来的都是支票。
而轮到了苗玉兰海鲜食品加工厂时，从口袋里倒出来的全是成捆的钞票。
从南湾到北京，这些钱被项英雄死死抱了一路，连睡觉时都没敢撒开手。
此时，桌子上垒着一百沓大团结，其视觉冲击是薄薄一张支票不能比的。
蹲点记者在接到电话通知后，便一直守在亚委会的办公室里，等待这对农村夫妻的到来。
此时，看着捐款顺利交接，她赶紧跑上前对这家农村个体户进行了采访。
“大妈，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会下决心为亚运会捐出这么多钱呢？”
苗玉兰坐在座位上，红光满面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是海浦地区南湾县团结乡瑶水村的一户普通农民，我叫苗玉兰，我家老头子叫项英雄！在我们来北京办事的途中，听说国家办亚运会缺钱，需要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我们觉得自己家的事情是小事，国家要办的是大事，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从老家带来的十万块钱拿出来捐给国家办亚运会！”
“大妈，你们千里迢迢跑来北京，是办什么事的？捐出这十万块会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嘛？”
女记者问得比较小心。
这年头农民进北京，要么是打工的，要么是求医的。记者觉得他们是带着钱来北京求医的，但是款项金额又实在巨大，不像是普通农民能拿得出手的。
“呵呵，来北京办事真是说来话长。”苗玉兰打算让她家老头子也露露脸，用胳膊肘捅捅老伴，让他接着说。
项英雄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这次带着十万块钱来北京，是为了我们家的工厂而来的！”
“大爷，你们还有自己的工厂呢？”记者更好奇了，“你们的工厂是生产什么的？”
“生产海鲜食品的。工厂以我老伴的名字命名，叫苗玉兰海鲜食品加工厂，厂址就在我们村里。我们瑶水村是临海的渔村，祖祖辈辈都以打渔为生。十年前，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村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也跟着飞速发展了起来。”
“对，我们瑶水村已经是地区级文明村了！”苗玉兰骄傲地补充。
项英雄继续道：“因为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会做海鲜食品。当时国家鼓励发展农村副业，我们就办了一个海鲜食品加工作坊。我从生产队承包了一艘机帆船，后来又自己买了三艘渔船，负责出海打渔，给加工作坊提供原料。我老伴会手艺，就带着儿媳妇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做烤鱼片和各种海鲜零食。”
“我们这家工厂已经建厂八年了！是海浦地区最早一批生产海鲜食品的个体工厂，目前有员工八十来人，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是我们乡的利税大户！因为厂子就建在海边，所以我们厂的原料十分新鲜，当天的海鱼打上来，可以直接送到厂里加工。口味和品质在我们当地有，有什么来着？”苗玉兰一时想不起那个词。
项远洋低声提醒：“有口皆碑。”
“对对，在我们省内有口皆碑。”苗玉兰笑起来，特别和蔼淳朴，“不少外地游客来我们海浦旅游，去商店和批发部，点名要买我们的产品，当作伴手礼带回家。”
记者和亚委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听了他们的经历后不由感叹，只看衣着打扮，真瞧不出这老两口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工厂。
基金会的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工作人员问：“项同志，苗同志，你们刚才说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工厂的事而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提，看看组委会能不能帮忙。”
这老两口的衣着打扮十分朴素，甚至有些寒酸，一口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太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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