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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闪问【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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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儿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学生的拒绝有一点道理?

答:有一点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选。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做“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不错的反向磨炼。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

答: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做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宣扬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阴险地制伏他人,获得成功。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

问: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文化大道,是为了促进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

问: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儿,有趣一点儿。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

语言能力训练班

问:秋雨老师,我听说有人提出建议,希望由您亲自出马,开设一个各级发言人的语言能力培训班。据说您没有答应,为什么?

答: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我们各级机构选择发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职位和业务,顺便听一听普通话的清晰程度,这与我要求的语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离。因此,即使集中起来培训,也难有成果。

问:请原谅我的好奇。如果由您开设一个训练语言表述能力的课程,学员也是您亲自挑选的,那会实行哪些训练?

答:打基础三个月就够了,定期完成几项训练。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式,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一一攻坚,限期戒除,更换成自己独特的诚恳话语。

第二个月,质感训练。即努力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即便在论述大事时,也要寻找幽默而新鲜的平民化角度。

第三个月,换位训练。即给他们讲授一点儿“接受美学”,让话语立场,由“表达者”转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种“不准备接受的接受者”。其中,也包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民众。

问:感谢秋雨老师对我随口提出的小问题回答得那么详细,那么系统。如果真由您亲自开设这样一个语言表述能力训练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我觉得很多行政高官也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他们的话语系统最要命,恰恰影响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听到的永远是:“首长,您的报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语言方式的突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

答:这又讲大了,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但是,我们确实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文化、宗教文化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

文化的定义

问: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整,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您所说的文化,里边包括着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这三重概念。但是,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都应该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总是要从正面来提升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后提出要“改造国民性”,也就是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自在、更善良。

问:现在社会上某些热门“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制胜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这一切,不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有些文化课程,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程。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有“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说法。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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