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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闪问【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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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值得怀疑?

答:正因为有些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

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情况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

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

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在中国,很多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复杂事件民众并不知道,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不少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你很棒。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

天下高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不喜欢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融合在一起?

答: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儿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远远超过帝王将相。连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些,能不能佐证您的观点?

答:可以,但事情比你所说的这一切更深刻。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除了“乐”,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问: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平常对文化的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做哪些努力?

答:我提三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一系列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重要命题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评判社会言论

问:秋雨老师,有了网络和各种媒体,现在社会评论非常活跃,打破了原来“舆论一律”的沉闷和虚假,这当然很好,但也涌现出大量的气话、疯话、脏话、过头话。其实大家都想听听高屋建瓴的冷静判断,您又不上网,能否利用这个“闪问”的机会,把我们平日搞不太明白的某些社会言论,请您评判一下?至少,您是“旁观者清”,又有“长者眼界”。

答: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对于潮涌般的社会言论,我们的评论最好也力求简短。以“闪答”对“闪问”,以快速对快速,才有意思。那么,请开始吧。

问: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对。西方现代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中国人千万不要去防范和抵拒;但也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

问: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最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触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儿。

你们毕业后,最好不要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

问: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典型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

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发出隔代命令。

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答:你说错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给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之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疑虑之一,不都是食品吗?那儿大有用武之地,坚持几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民之难题”、“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作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的昏庸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

我见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据我所知,“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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