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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讲完，台下一片沉寂。
所有人都还沉浸在这番论讲之中，抽丝剥茧之下，可见其引经据典，论讲清晰，从实用与理论的角度，阐明了朱子之说只适用于理论，于实用无益。
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
静默了一阵，徐元率先开口，“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海若的首讲，实有几分陆公当年的风采啊。”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也确实虚高了些。
朱彦并不谦虚，满意地点点头，“我这弟子，旁的学问不怎么样，唯独对陆王心学，研究得颇为透彻。”然后对一旁的张居正道，“太岳，你以为呢？”
张居正沉吟了一会，“不错。”
朱彦和徐元都是一怔。
从张居正的表情来看，他显然是不怎么满意汤显祖的首讲，但怎么会呢？
张居正只评价一句“不错”，便有些兴致缺缺了，坐在那儿闭目养神起来。
望着这些人的表情，于可远心中一哂。
好家伙，看来这两人的矛盾早有端倪，并非后世传言那样简单。
传闻中，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掩人耳目，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然后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汤显祖和沈懋学，派人去笼络，声言只要肯同张居正合作，就许汤显祖头几名。
以张居正的威势，加上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
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还说出“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自那之后，汤显祖便开始他那坎坷的落第生涯。
若是于可远，换位思考的话，他一定会迎合张居正的笼络，甚至溜须拍马，无所不能。有官做，就意味着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与其相比，区区名声又值几个钱呢？
所以，于可远虽然佩服汤显祖对戏剧的天份，却极不赞同他自恃清高的做派。这个人，在官场是吃不开的。
况且，于可远也猜到了张居正为何不喜汤显祖的首论。
汤显祖这番辩论，看似立意深远，以实用和理论的角度出发，驳斥了朱子。但没有理论，哪里来的实用？颇有投机取巧之嫌。
进一步说，这和张居正的为人有关。
后世评价，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性格，也唯有这样的性格，才能推动“一条鞭法”的革变，使赋役合一，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实际上，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这样的人，自然不喜汤显祖瞻前顾后、明哲保身、顾左右而言他的论法。
只能说，这两人脾气秉性和为人之道，都大相径庭，必然互相看不惯。
想到这里，于可远不由生出别的心思。既然张居正为人如此，自己的辩论也该迎合他的品味。但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心学之争，能够延续到今日，就说明二人的思想和主张都是有其道理的，想驳倒一方根本不现实。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且不能有丝毫遮掩，给张居正留下一个好印象。
于可远踏向了高台的正中央。
张居正果然也睁开了双眼，淡然地望着他。
徐元道，“可远，开始你的首论吧。”
于可远先朝着诸位先生行了一礼，然后深吸一口气，道：
“陆公与朱子之言，皆为圣贤之言，贤或不贤，古有鉴之，非学生所能置评。学生这番论讲，不辩陆公与朱子之言，只辩海若之错。”
唰——
汤显祖双眼立刻锐利地瞪了过来。
朱彦也皱起眉，神色有些不喜。
徐元尴尬地笑了笑，本想出言阻止，却不料张居正竟在这时发言了，“海若之言，有理有据，你却要辩海若之错？”
这明显是拱火了。
“是。”
于可远斩钉截铁地回道。
张居正道：“不妨一讲。”
于可远道：
“海若有言，意见不合，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学生以为，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海若之错一。”
“陆公指朱子错有三，海若首讲并不提及。其一，陆公指责朱子推及‘有生于无’的观点，离开了儒家思想传统。其二，认为理为‘实理’，‘存心’即是明理，‘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指出朱子从事‘口耳之学’，是‘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海若既为陆公为言，何不言明此理，即注重体验，注重实行，而不依文字而立？海若言实用与理论，却忽略陆公对朱子‘理’的阐明。其三，陆公以为，朱子以理为外，脱离‘实事’、‘实德’、‘实行’，因此重言辞，‘尚智巧’，流弊在于‘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既如此，海若言理论之错，却不言言辞与巧智之错，辩解尚浅。海若之错二。”
“朱子以读书为总枢纽，陆公以义利之辨为总枢纽，朱陆言‘理’，同以伦理为核心，然思想逻辑全然不同。朱子以理为本，意寻万物之后决定万物的终极本质，即‘无极’。陆公把‘义利之辨’的价值转化放在首位，把读书放在次要位置，二者之所以有异，皆因考虑的角度不同。陆公从他从处时代的官场腐败，到科举弊病，认为当务之急是救治人心，转变人的立场。陆公以为，多懂得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思想，因为知识的背后，有决定人知识方向的东西，这就是‘志’，即人的根本。海若为陆公言，该言这些，而非道理和实用之辩，此为海若之错三。”
连指出汤显祖的三个错处。在场所有学子都懵住了。
他们本以为汤显祖的首论已经足够精彩，但听到于可远的首论，他们显然受益更多。因此，汤显祖是以点搏点，只讲出朱熹和陆九渊分歧中的一个小点，且仅停在这个小点上，并未往上发散，虽然如此做不至于落下玷污圣贤的名声，也足够让寻常的学子满意，但在先生们和张居正看来，就显得极一般了。
他并非不懂于可远说的这些，只是不敢说。
如今，于可远借助驳斥他的错处和不足，不仅将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分歧点全部讲明，甚至还进一步阐述了二人分歧的背景和原因，且字里行间，虽没有驳斥朱子之言，却风过无痕地肯定了陆公之言，也算是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几位先生都沉默了。
但张居正显然来了兴致，从座位上坐直，问道：“你说陆公之言，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为特殊的时局而做。那你以为，陆公这番言论，对如今的国朝，是否适用呢？”
这问题可不好回答。
陆公针砭时政，若于可远认为对国朝仍然适用，就等于在针砭国朝的官场腐败和科举弊端，虽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公然宣讲出来，未免有些不知死活。
于可远沉吟了好一会，他在权衡得失。
不顺着张居正的话回，显然可以规避错处，但这样做，与汤显祖有何不同？顺着张居正，就得考虑，以他如今的背景，能否扛得住将来某些敌人的攻讦。
能做他后台的，无疑是胡宗宪和王正宪。
有可能攻讦自己的，也大抵是山东官场的那群人。
虽然也能得到张居正的赏识，但距离他真正起势的嘉靖四十三年，还有三年时间，恐怕不能帮上自己太多。
高邦媛也很紧张，却仍是小声道：“如果实在纠结，难以权衡利弊，就顺着自己本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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