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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边按母亲床头的铃边冲着外面喊，后来干脆跑到走廊，冲到医生办公室。
很快病房里边聚集了医生和护士，主治张大夫细致地检查了一番，只说我出现了错觉。
他说母亲依然在昏迷中，我恳切地请他再确认一次。
张大夫有点不悦，但还是边呼喊母亲的名字，边压迫眶神经，观察母亲的反应。
最后大夫冲着我摇了摇头，说希望家属可以多和她交流，试一试能不能尽快唤醒她。
母亲的病房在12层，医生和护士走了之后，我站在窗口，对着楼下摇曳的树流了一会眼泪，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对于“林平”是谁我只是怀疑，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证据，当务之急是唤醒母亲，如果母亲能醒来，我们也许可以直接去辉志家确认真相，还可以指认车祸的真凶。
我决定给母亲读她自己的日记，从最早的开始。
回到家中，我费力地从顶柜上取下那个装日记的大箱子，里边是大大小小各种款式的日记本。
我从最左边翻起，看到一本日历，是1980年的，上面夹着编号“1980”，我知道这个数字是母亲日记的写作年份。
日历64k大小，一天一页。纸张是白色的，工作日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周末和节假日的字是红色的。材质薄到透明，可能年头长了，还有一些发硬，看起来稍微一用力就会撕碎。
这本日历当年翻页应该是用镊子夹着的，有着明显的夹痕，顺着夹痕前面几页已经翻卷了起来。
我如同捧着最珍贵的文物，小心翼翼地翻开日历，发现前面有的页码被随意撕掉了。从七月份开始，有的日历纸上开始有油笔写上去的字。
字迹经过多年变浅了很多，但还能认出内容。我找了一个塑料袋把日历密封起来。
挨着这本日历的是一沓子烟盒，有“官厅”，还有“大前门”等，正面花花绿绿的，上面用线绳装订着，背面以日记的形式写着字。
一直到标着“1984——1985”字样的地方，才有一个真正称得上“本”的东西，那是一个薄薄的工作日记。
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可以苏醒，就先把前面的日记都打包好带到了医院，放在了床头的柜子里。
白天上班，谢姨帮忙照顾母亲，节假日和晚上除了有晚夜自习，其余的时间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困了就在母亲身边的躺椅上睡觉。
和辉志的恋爱隔着住院部和病房，转到了线上。
一方面我俩工作繁忙，另一方面可能彼此心里都有了疙瘩。
于我是因为怀疑他父亲而感到不安，于他，可能因为有一个观望事态发展的母亲在耳边吹风，我们见面联系越来越少。
倒是秦朗时不时发信息来问我和母亲的近况，偶尔我会把工作和生活的烦恼和他抱怨几句，最后以快乐结束。
可能女孩子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像他那么能恶搞的男生调侃式的善意。
工作，偶尔联系朋友，剩余的时间我都用来整理母亲的过去。
病房里有人我就拿出那些日记拍照归类，人少或者没人时我就拿出手机，把整理好的日记轻轻读给母亲听。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也越来越热。再在躺椅上睡觉时，穿着越来越单薄，翻身时我仿佛听到肋骨与椅子摩擦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一个头，但我相信坚持的力量。毕竟母亲经历过那么多艰难的事情，最后都挺过来了。
1980年7月20日
“庚申年癸未月甲午日”，日历上印的字我都认识，却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身上的伤钻心的痛，我挪到日历边看看今天的日期，自己的过往一点也想不起来。
红色的柜子上放着一个盘子大小的圆镜子，银色边框镶着的镜子里映一张陌生的脸，伤痕累累。
镜子旁边有一支没有帽的油笔，芯还可以写字。我要把自己以后的人生写下来，不要再活丢了。
1980年7月25日
一个他们叫富贵的人来了，这是我这几天见到的第三个人，另外两个是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叫“拴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
这两天，他俩对我的各种问题一直支支吾吾，今天他们说富贵会告诉我答案。
富贵站在红色的柜子旁，在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户口本，上面的名字是“徐春花”，他说这就是我。
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孤儿，流落到这个村里，他二婶收留了我，并在村里落了户，本来我要和拴住结婚的，但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受伤了。
说我伤好了，就给我和拴住领结婚证，办酒席。
我盯着拴住一瘸一拐的腿没有说话。
这两篇日记写在日历上，占据了好几页，字迹有点抖抖的，再加上岁月的痕迹，辨认起来很困难。
那天我整理这两篇时，联系欢欢奶奶的话，知道了母亲的姓名和年龄都是被编造的。
突然想起母亲以前多次和我提起过第一次和谢姨相遇的情景，当时母亲站在学校门外等我，谢姨过来把她认成自己被拐的妹妹。
后来是因为母亲的身份证上姓名对不上，年龄比谢姨大，才以为是一场误会，两人之后以异性姐妹相称，结伴做家政。
两人会不会真是亲姐妹，母亲失忆又毁容还改了年龄，谢姨在她们离别二十多年后相逢，认出了母亲，但被一系列现实否定。
我想起有一天我来病房，谢姨抱着母亲在哭，嘴里一直念叨着类似于“对不起”的话，莫非她们姐妹有心灵感应，她因为没有照顾好母亲而内疚。
辉志第一次见到谢姨时就曾经八卦她和母亲长得像亲姐妹，旁观者可能更清。
和欢欢奶奶通话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这两篇日记整理出来的那天，我知道了母亲被拐的时间。
在病房和谢姨交接时，我试探地问:“谢姨，您能给我讲一讲您妹妹是什么时候怎么被拐的吗？我刚刚得知我妈妈也曾经被拐，你们有没有可能是亲姐……”
我的“妹”字还没说出口，谢姨就连忙摆手打断。
“不可能，不会的，如果我们是姐妹怎么可能相伴快二十年认不出来。”谢姨接连否定，神色慌张，根本不容我把自己的推断说出来。
我们的对话在母亲的病床前展开，我仿佛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眼里布满了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