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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白术丛立马沸腾了，唧唧喳喳怪叫起来，绿真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形，干脆走到杜仲树旁，轻轻的给他挠痒痒，抓抓杆茎，摸摸叶子，把它舒服得不要不要的，这可是来自地精的按摩呀！
“杜仲哥哥你能告诉我吗？什么人心？”
杜仲这才眯缝着眼说：“以前天旱的时候他们常来浇水，我不能忘恩负义，只能告诉你，这村里的银耳全是坏的，他们出的药不能买。”
崔绿真听得满头雾水，银耳不是炖汤喝的吗？怎么是“药”？如果东阳村的银耳是坏的臭的，那外头市面上卖的那么多“正宗东阳银耳”又是哪儿来的？她疑问太多了，可杜仲的嘴巴却撬不开了，其他植物压根不知道她说的是啥，问了也白问。
崔绿真最旺盛的就是好奇心，她打定主意，下星期再悄悄来一趟，打听打听，这事跟她关系大着呢！因为奶奶一年四季都爱炖银耳汤给大家喝，要真的臭的那会吃坏身体的。
太阳落山，大家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
原路返回的时候，绿真特意留意才发现，这村子真的不对劲。
那种不对劲不是说墙上那让人难生好感敬而远之的大字，而是村民看他们的眼神，好像带着某种防备。
前头有村民赶着一群羊，车子过不去，只能停在路中央，绿真从带出来的零食里掏出一罐钙奶饼干，还没打开过。她摇下车窗，冲不远处伸头探脑的小孩招手：“小朋友，拿去吃吧。”
孩子们一看盒子就咽口水，可却没人上来。
要知道，这要是在大河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吃是孩子的天性，更何况是对他们有致命吸引力的高级零食，他们眼里的渴望，身上的穿着都证明他们是想吃的，可却不肯过来，像在防备着她。
绿真摸了摸自己的脸，她自认为还是长得挺亲切的，家里家外的小孩都喜欢跟她玩儿，怎么现在却不好使了？
绿真还想再“诱惑”他们，有个年轻女人从小巷子出来，狠狠瞪了她一眼，“现在的人坏着呢，谁知道里头掺着什么东西，忘记村长说的话了吗？”
孩子们立马大声说“没忘”，跑了。
崔绿真：“……”敢情是怕她在饼干里下毒？人和人之间还有信任吗？
这不，女人看见她的错愕，还得意的笑了笑，扭着腰肢走了。
崔绿真实在忍不住，“胡峻哥你说这村子奇不奇怪？咋把咱们当贼防啊？”她在北京半年多，遇到的所有本地人都非常热情友善，话唠，祖宗十八代的事儿都能给她唠清楚，买东西三分钱以下都会让，像这么不友好的还是第一次。
胡峻看了一眼村子，这个点儿该是家家户户做饭的时候，可村里却没多少炊烟，凭着干刑侦的直觉——这村子不对劲。但一车都是女孩，当务之急还是先送她们到家，他可以稍晚再来看看。
羊群“咩咩”叫着走远，两辆车这才得以压着羊粪球驶出村子，绿真拆开送不出去的饼干，“卡擦卡擦”吃起来。
“哥你说他们为什么防着咱们啊？”
胡峻怕她好奇心太旺盛自个儿找来，想要打消她的疑虑，“估计是怕咱们偷拿他们东西吧，我闻见一股糖味，估计是有糖厂。”他在臭水沟边看见许多用剩的甜菜粕。
北方制糖跟石兰省制糖不一样，北方以甜菜为主要原料，不像石兰省是用甘蔗。
绿真这才想起来废弃糖厂的事儿，看来这村子的企业还办得挺不错，光糖厂就能有两家。废弃的厂子规模都那么大，那新盖的岂不是要更大？比姨妈家食品厂还大了吧！看来，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成立，让全国的乡镇企业壮大不少啊。
正想着，车子忽然一个急刹车，绿真惯性之下往前冲，胸口直接撞得生疼，小彩鱼在后头也被撞得不轻，“怎么啦胡峻哥？你技术不好，还是让我姐开吧。”
胡峻却没心思笑，他赶紧解开安全带，拉开车门，“大爷你怎么样？撞到哪儿了？”
地上躺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春月看这儿离村口不远，以为是东阳村的人，立马急了，不会讹人吧？
大爷似乎是吓傻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没事没事，我捡个野果吓到你们了，对不住。”
确实是他突然冲出来的，幸好胡峻没分心，刹车也踩得快，要是反应慢个一星半点的肯定就撞他身上了。“大爷您确定没事？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没事儿，我自个儿滑倒的，你的车子没碰到我。”老大爷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空气里立马飞舞起一阵肉眼可见的灰尘。
绿真见他为了捡个野果差点被撞，知道是饿得狠了，立马掏出几片吃剩的炸馒头片，黄金灿灿再抹点儿友娣姐姐的秘制果酱，简直爽翻了。“爷爷你吃这个吧，我们没吃过的。”
老头儿看着金黄的馒头片咽口水，“我吃了那你们吃什么？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绿真见他跟村里小孩的反应不一样，立马双手将东西递过去，老头儿连说两声“谢谢”，狼吞虎咽，显然是很长时间没吃饱肚子了。
“爷爷你是东阳村的吗？”
大爷点点头，“嗯。”
“那怎么……”流落在外啊，如果村办企业搞得好，村民福利待遇也好，很多村直接给老人发劳保工资呢，像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还有河南的南庄，都是赫赫有名的“集体村”。
怎么还会让自己村的老人在外饿肚子？
村办集体企业就是挣了钱人人有份的啊！
崔绿真怕他被人欺负了或者冒名领了劳保工资不知情，善意的提醒了几句，谁知老人却叹口气，“我是被赶出来的，糖厂没我的份……呵，糖厂还是我先……”
绿真好奇极了，赶紧让他上车，开到东阳村人看不见的地方，才听他讲起自己的故事。
原来，老人名叫陈东阳，是东阳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一手祖传的制糖手艺，曾经在村办制糖厂干过多年，可因为制糖厂效益越来越差，文革结束前一年干脆直接倒闭了。
他眼看着这么好的生意黄掉，心疼那么多制糖设备，包产到户后四处举债把制糖厂买下来，自己带着老伴儿、儿子儿媳，把制糖厂开起来，刚开始那两年因为他手艺好，糖分纯度高，也挣了点钱。
后来儿子死于一场设备意外，儿媳改嫁，老伴儿也病死了，他心灰意冷，糖厂也就废弃了，带铁的设备被村民偷净，甚至连屋顶的瓦片也偷没了。可他哪儿也不想去，一直住在厂里，仿佛那儿才是他的“家”。
几个年轻人唏嘘不已，可怜天下父母心，要不是儿子意外，他现在说不定就是村里的大富翁了！最先干个体的农民，那眼光是没话说的。
可惜啊可惜，天意弄人。这么大年纪也没处去，住没顶的房子，吃野果喝生水，病了全靠扛……绿真不由得想起黄永贵老爷爷，跟他的遭遇有点类似，现在过得可顺心了，有工资还有分红，养老也有了保障，在皮革厂“呼风唤雨”发号施令，谁不羡慕？听说上个月还有人给他介绍老伴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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